禁毁明史时代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
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齿于明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满清藉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 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明”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总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其实这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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