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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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有宋一代,学术发达,各类著作层出不穷,其间涌现出许多笔记体著作,《演繁露》是其中的一种。作者程大昌是南宋的著名学者。他一生锐于治学,在经学、历史学、自然科学、文学上均有造诣。程大昌著述颇多,《演繁露》为其代表作。

 
       程大昌大约于淳熙二年(1175)始作《演繁露》,到淳熙七年,该书六卷本大致成书。《演繁露存在有两次编集的版本。大约在程大昌去世后,有人又将其笔记再次加以整理结集,以“别录十卷”的形式刊刻。
 
 
 
     《演繁露》作为一部笔记体著作,其特点就是随手而记。《演繁露》中的许多内容都是来源于平常的读书札记。这是程大昌平时读书积累的成果。《演繁露》收录了722则笔记,所记内容十分繁杂,其中有对于前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也有对宋代史实的记载。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包括了历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尤其对于自然科学的讨论,《演繁露》深得《梦溪笔谈》之精华,并且又有新的创建。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演繁露》中还有一部分文学方面的笔记。程大昌反对为求
压韵而将诗歌内容作夸张。提出了诗歌应当写实。并以杜甫的作品与张祜的作品相比较。指出了诗作“皆象其人,不可强求”的文学创作观点。
 
      《演繁露》在考据学方面很有特色,使用了探源法,程大昌往往先举出一些当时所通行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再作进一步深入考证。程大昌还运用了排比法,即将前人的各种解释排列在一起,并对这些解释进行自己的辩证分析。此外,程大昌也运用了不少推理法,做出了极为精彩的考证。此书考证范围广,善于吸收前人成果,不盲从权威说法,敢于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在考证时,不拘泥于经典,而是尽可能采用各种有用的文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该书考证详实,逻辑严密,极具学术功力。

       《演繁露》在文献学方面也颇具价值,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典籍,并注明了这些典籍的出处。其引用的典籍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宋代时的原样,这就为我们进行文献校勘提供了珍贵资料。同时,《演繁露》中所摘抄的他书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现在已经亡佚的典籍,这对于古代典籍的辑佚有着很大帮助。
 
        《演繁露》不仅在程大昌之学术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宋代笔记的发展过程中,《演繁露》也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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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时广记》是一部包罗南宋之前岁时节日资料的民间岁时记,40卷。陈元靓编撰,作者生卒年不详,祖籍福建崇安,自署广寒仙裔,南宋末年人;作品还有《事林广记》、《博闻录》等书。

四库提要:《岁时广记》宋陈元靓撰。元靓不知其里贯,自署曰广寒仙裔。而刘纯作后序,称为隐君子。其始末亦未详言,莫之考也。书前又有知无为军巢县事朱鉴序一篇,鉴乃朱子之孙,即尝辑《诗传遗说》者,后仕至湖广总领。元靓与之相识,则理宗时人矣。

书正文按春夏秋冬四季,以元旦、立春、人日、上元、正月晦、中和节、二社日、寒食、清明、上巳、佛日、端午、朝节、三伏节、立秋、七夕、中元、重九、小春、下元、冬至、腊日、交年节、岁除等为序,在叙述时博引诸书,取古证今,广列有关记载,因名《岁时广记》。

 

《岁时广记》是作者搜罗了大量有关岁时风俗的资料,加以辑录整理,对研究岁时民俗现象的发展演变,据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因此,它被誉为岁时风俗记载方面的集大成者,同时,它也是人们研究岁时节日民俗的一本重要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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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就数字人文的理论基础而言,本书所收录的金观涛(数字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文,是篇很特殊的文章,不同于目前多数的讨论都是从数字人文自身展的角度出发,去讨论数字人文该如何界定与看待,金文改从哲学的视界,试图从知识论的角度,去讨论人文科学的本质是什么,而数字科技又能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或因为金观涛作为一个长期钻研于思想史和观念史之中的研究者,所以才使他能有那么独特的视角,从另一个层次探索数字人文的理论。

 

       金观涛首先指出人文知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同,并无客观性的原则,而是基于他人经验在研究者心中的可重演性。因此数字分析在人文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于其在自然、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不是针对数据统计(事实分析),而是在处理历史文献和各式各样的文本;又因为文本直接涉及了人文研究的核心,所以数字科技在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势必将远大于它在自然、社会科学中的比重。为了适应各类人文研究的需求,不同的研究皆需要有适合、能与之对应的计算机数据库的建立;金教授认为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IT技术对文本深度挖掘技术的开展将会出现一门称之为数字人文学的新学科。金教授回顾了由R.G.CollingwoodReinhart Koselleck,一直到中国当代观念形成之研究,勾勒出数字人文学在观念史研究中的起源、发展过程,以及数据库统计之分析、文本深度挖掘和数字分析技术在人文研究中所扮演的意义。金教授在最后总结道,数字方法和人文研究的结合,犹如科学假说与实验配合,将形成人文研究中长程的二阶( second order)反思视野。

 

       当然,作为一个还未定型、充满各种可能的学术领域,数字人文的理论亦未定论,金观涛的论述是重要的参考,开启了一个可能的思索方向,毕竟从抽象角度去思考数字人文在知识光谱上的定位,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个成熟的学术类也必须具备本体论和知识论上的严谨规范的定义,才能禁得起考验。但这并不等于这样的洞见即是最后的定论。一方面,即便如金观涛所言,数字人文在观念史研究上有着明显优势,可是并不等同于数字人文全部的潜能。从历史研究角度而言不论是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生活史等等,一个数据完备、功能强大的数据库,无疑都能带来很大的帮助。更重要地,观念在历史的进程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人类的发展不单仅依靠着观念的作用;观念的演变历程该是研究者审视过去时的重点,但不应是唯一;作为以人文世界为核心关怀的“数字人文”,自然亦不该以此自限。

        此外,虽然金观涛和刘青峰两位学者,很努力的强调其研究和计量史学的不同,却很难化解其他研究者对此点的质疑与不安。面对这样的诘问,他们作出如下的回复:“我们所作的观念史研究不能与计量史学混为一谈,我们自己的定位是以关键字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这是典型的人文学科,只不过引进了资料库方法。......

       我们强调了数据库在人文研究中只有辅助作用,它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只是在对关键词的使用情况和类型分析这一素材搜集和整理环节上提供了工具,而研究者在此基础上,要以人文学科的基本范式和自己的研究素养来分析这些资料。只要不存偏见,阅读我们相关论文,就可以看出,论点的得出,并不完全依靠统计。实际上,统计只是思想史分析的一项工具。否则,单凭计算机,列一大堆图表,就可以交差,研究也不必做了。简而言之,以关键词为中心的观念史研究并不是计量史学,它本质上利用计算机数据库这一工具,令其服务于人文研究,套用一句学者的评价,它是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始。”(金观涛、刘青峰2010) 但这还是不能说服质疑者,毕竟在面对大量的统计和图表下,很难不令人直觉地将其与计量史学加以联想。

        这样的挑战并不是金、刘二人所独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现阶段许多数字人文技术于史学应用时很容易会面临的怀疑;因为信息技术的长项本来就在于大规模数据的处理上,其结果的呈现很自然地会和统计与图表相结合。是以,对于这样的质问,一时之间很难轻易的加以回答。不过我们必须强调,计量史学的失败并不等同于统计方法于人们看待过去时毫无用武之地,正好相反,计量史学的失败并不在于统计本身,而是在于过度迷信统计,失去了人文的眼光和判断;这正好是数位人文的起点,数字工具肩负起数据保存和处理的功效,但要能真正产生意义和影响还是需要人文思维和专业的投入,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避免重蹈计量史学的覆辙,才能开展出数位人文的独特气象,金、刘二人的答辩绝非只是避实就虚的遁词而已。诚如我们再三强调的数字人文不同于人文计算,绝不迷信数字可以解决所有人文问题。

       再者,金、刘二人的响应无法说服质疑者的另一个关键,在于这是一个典型“有待来者”的难题,因为所谓数字和人文之间的“有机融合”是个十分抽象、微妙的概念,仅从理论的面向回应,也难以一言道尽,取得理解的共识。唯有持续不间断缴出实绩,让研究成果自己为自己辩护,才是最好的解答。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的从“系铳”出发,提供方法论上一个实质的关键环节。

... ...

       除了检索之外,还希望提供研究者“观察”史料的工具。观察史料的作用有二:一是解决研究者原本的问题,即让已有自身问题意识的学者,可以轻易于史料中找到论证对象。另一个作用,则是“发掘问题”,这也才是数位人文所该关注的焦点

       该文提出各种信息技术,针对数字化的台湾史料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有待深究、有待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可分成四类:

其一是从年代与空间分布的提问,尤其是前者。利用年代分析图,可以快速掌握一群资料的时间概况,但其分布状况,经常与预设有些差异,其间的落差因此有待进一步解释。

其二是词频的分析,我们举了朱一贵与张公艺两个不同文件集的例子。有时值得研究的问题不见得是在词频上位居前面的名字,反而是应该出现而没有出现的状况。如嘉庆年间对中部平埔族发展影响甚大的郭百年事件,郭百年的名字却未见于明清档案之中。换言之,除了注意史料中“所有”之外,我们也应该对史料中“所无”保持敏感度。

第三种形式的问题,来自史料间的关系。利用计算机进行一些繁琐的比对,进而重建史料间关系,往往会浮现一些以人工难以发现的现象。

最后一类,则是从相似文件出发的问题。与前一项类似,相似文件也是利用计算机对文件进行大量的、重复的比对,这样的工作交由人工,十分辛苦,对计算机而言却是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当计算机取代了重复却单纯的工作时,更复杂的问题,唯有靠能够深思的研究者才能处理。

      在该文结论中指出,这些工具和问题,都企图要说明在数字人文的研究中,资讯技术可以协助历史学者发掘一些意料之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无法轻易回答但却很可能能够刺激人文研究者开拓出新的视野,这或许才是下一阶段数字人文所该试着回答的,即主动去挖掘人力所“始料未及”的学术问题,而不只是单纯的被用来搜寻、统计的工具。要完成这样的目标,其前提要仰赖人文研究者和系统开发者间无止境的互动与对话,也或许唯有在这样的系统不断进化、完善的过程里,才能真正回答关于数字和人文结合的种种怀疑和不信任,才能渐次捕抓、形塑数字人文的专业边界。

 

本文摘自:项洁 编《数位人文研究的新视野 -基础与想像》之“导论”

源自: 《历代文玩器物谱录》

        明朝末年,西洋教士邓玉函与中国制器奇人王徵共撰的《奇器图说、诸器图说》,是西方机械制造学与中国古代日用器具制造结合的第一部专著。


卷一讲述了有关重心、重力线、比重、浮力、压强等基本概念以及相关的物理定理、定律。


卷二则把机械制造的常见元件分作六类,即天平、等子、杠杆、滑车、圆轮和螺旋等,并分别介绍了各自的使用原理和计算方法。

卷三为实用器械的制作图,包括起重十一图,引重四图,转重二图,取水九图,转磨十五图,解木四图,解石、转碓、书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图,水铳四图,总计五十四图,并附有详细说解。

另有《诸器图说》一卷,补入了更多器具的制造原理和方法,第一次使中国古代零散的器械制造纳入西方力学体系,提供了众多器械的力学原理与制造和使用法。为了迎合官员们的实用主义思想,规避“奇技淫巧”之嫌,著者密切结合农事和水利,从而成为中国机械制造史上的重要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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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子奇,字世杰,号静斋,浙江龙泉人。在元朝末年,他和青田刘基、浦江宋濓同为浙西有名的学者。后来刘基、宋濓都做了明朝的显宦,而子奇却没有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视,只做了巴陵县主簿的小官。一三七八年(洪武十一年),因事下狱,本书是他在狱中随时所写的笔记,到出狱后才完成。自序说:「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这大概是用草木子作为书名的原因。

       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博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迹,有很多是他书所没有述及的。其中当然有不少由于时代的局限,不免有浅薄鄙陋的记载和议论,但在十四世纪时代,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和见解,已经算是难得,比刘基、宋濓高明得多。

       原稿分二十二篇,到一五一六年(正德十一年)他的裔孙叶溥刊行时,改并为八篇,分四卷。这时距离原稿的写成已经一百几十年,大约不免有些散佚。杂俎篇里有一部分和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的文字相同,也许是改编时窜入。正德刻本以后,有嘉靖、万历和清乾隆的三次翻刻,大致没有什么改动,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又有根据四库全书本重刻本,把书中胡虏夷狄一类的字都改换了。另外还有一六二六年(天启六年)的快书五十种本,竟把原书删去了十分之九,并且把黄衷序文中的「道无弊也……大抵然也」一段误入正文。现在依据各本合校,并改正显著的错误,加以断句,以便读者。

        洪武戊午春。有司以令甲于二月望致祭于城隍神。未祭。羣吏于后窃饮猪脑酒。县学生发其事。吏惧。浼众为之言。别生复言于分臬。予适至学。亦以株连而就逮。幽忧于狱。恐一旦身先朝露。与草木同腐。实切悲之。因思虞卿以穷愁而著书。左丘以失明。厥有国语。马迁以腐刑。厥有史记。是皆因愤难以摅其思志。庶几托空言存名于天地之间也。圄中独坐。闲而无事。见有旧签簿烂碎。遂以瓦研墨。遇有所得。即书之。日积月累。忽然满卷。然其字画模糊。略辨而已。及事得释。归而续成之。因号曰草木子。万一后之览者。牺尊而青黄以文之。未可知也。弃而为沟中之断。亦未可知也。容讵必之乎。故语才识之高下。理义之浅深。虽不敢比伦于数子。出于穷愁疾痛而用心则一也。千虑一得。尚期穷理者择焉。时洪武十一年岁次戊 午冬十一月二十又七日。括苍龙泉静斋叶子奇世杰自序。


     《草木子》,古代汉族文言笔记小说集。叶子奇撰。本书是"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之一。本书涉及的范围颇为广泛,从天文星躔、律历推步、时政得失、兵荒灾乱以及自然界的现象、动植物的形态,都广搏搜罗,仔细探讨,在明人的笔记中,颇为特出。尤其是关于元朝的掌故和当时农民起义的史绩,有很多是其他书所没有述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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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功集》五卷为明代徐有贞(1407年-1472年)所撰。有贞初名珵,字元玉,又字元武,晚号天全翁,南直隶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朝中期内阁首辅,因封爵武功伯,世称徐武功,其书著即称《武功集》。《四库提要》说他:天官、地理、兵法、水利、阴阳、方术之书无不博览。...其文奇气坌涌,而学问復足以济其变...

       徐有贞是宣德八年(1433年)癸丑科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侍讲,土木堡之变后曾建议南迁,遭到朝野内外的一致谴责。他在景泰年间担任佥都御史,到山东治理黄河水患,因功升任副都御史。
       景泰八年(1457年),徐有贞与石亨、曹吉祥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拥戴明英宗复辟,被拜为华盖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封爵武功伯。他谗杀于谦、王文,又与石亨、曹吉祥争权,结果被构陷罪名,贬为广东参政,后又流徙金齿。石亨败亡后放归。成化八年(1472年),徐有贞去世。
       徐有贞因诬陷明朝著名功臣于谦而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为后世不齿。准确的来说,徐有贞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知识渊博,无书不精,是一个博学广闻的名士,书法也好。他也曾经参与河道治理工程,兴建“广济渠”,还曾参与治理黄河做了些好事。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没有将自己的才学用到治国安邦上,反而仗着自己的小聪明投机钻营,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不顾国家利益,最终留下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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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斋存稿》是据盛宣怀手稿编纂而成的文集。是书一百卷,补遗十二卷,只收盛宣怀的“手稿”,别人写给盛宣怀的信件、发给盛宣怀的电报则未被收入。  由盛氏后人选辑盛宣怀档案资料而成,起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终于1911年(宣统三年)。卷首有盛宣怀遗像、神道碑、墓志铭等。一至二十卷为奏稿,二十一至二十三卷为电奏稿,二十四至一百卷为电稿,卷末附碑文五篇及吕景端跋二篇,选编者后记一篇及《愚斋东游日记》。 为客观地研究盛宣怀提供了最具价值的原始资料,同时对于研究清末洋务运动也是必不可缺的史料。

       盛宣怀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中国商父”、“中国高等教育之父”。盛氏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第一个民用股份制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第一个内河小火轮公司;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条铁路干线京汉铁路;第一个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第一所高等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第一个勘矿公司;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第一所近代大学北洋大学堂(今天津大学);创办了中国红十字会。
       他热心公益,积极赈灾,创造性地用以工代赈方法疏浚了山东小清河。盛宣怀一生经历传奇,成就不凡,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涉及轮船、电报、铁路、钢铁、银行、纺织、教育诸多领域,影响巨大,中外著名,垂范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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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要》与《会典》都是专门记载某一历史朝代的朝政典章制度和法令规程的政书。《会要》是史书中断代政书的总称,就是把一代的典章制度集中在一起,扼要叙述。是分门记述各项制度沿革的史 料汇编。“会要”不仅记载一代典制的损益, 而且也详列相关的事迹。“会要”始创于唐苏冕所撰《会要》, 该书四十卷,记唐高祖至德宗九朝史实。宣宗时,又令杨绍复等续修,遂成《续会要》 四十卷,后即中綴。宋初,王溥集苏、杨二 书,补其缺漏,编为《唐会要》一百卷。其性质与上述的“典”、“志”、“考”类似,特点是断代。

       《会典》是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专史。 分类叙述各级政治机构、设官职掌、典章格律等。编写体例与“会要”相近,但是以六部(当时中央行政机构中礼、吏、户、兵、刑、工各部的总称)分述行政机构的职掌事例。源于唐代开元年间官修的《唐六典》, 宋元以后,内容更加丰富,如《元典章》、《明会典》、《清会典》等,可称为会要的别体。

       就某一朝代而言,“会要”所收集的史料比“会典”、“通典”、“通志”更为丰富、详细。明清官修的会典,不以门类汇辑材料,而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纲,注重章程法令和各种典礼。《十通》与会要、会典可相互参照、考稽。

       《通典》,既然冠以“通”字,肯定不是只讲一朝典章制度的,而是有关历朝历代的。史上只有一部《通典》是唐代政治家、史学家杜佑所撰。专叙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从远古时代的黄帝起,到唐玄宗天宝末年止共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列“三通”之一。

      《通志》与《通典》一样也是跨朝代的,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中国通史 。《通志》史上也只有一部,是宋人郑樵所作。《通志》体例分:本纪,年谱,二十略,世家,列传,载记, 然而史学界依旧将其归入典章制度的政书,列为三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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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中国人写数字都用“一二三四...”。但时间一长,古人发现里面都存在一个要命的问题,那就是:笔划过于简单,极易被篡改。如果用这样的文字来记录财务数据,漏洞非常多。于是,“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萬”就出现了。这样笔划繁复的数字书写方式,基本上杜绝了财务数据被篡改的可能性。

今天,如果你去网上搜搜就会发现,许多文章认为这个数字写法的发明人是朱元璋。果真如此吗?

       我们在南宋人程大昌所著《演繁露·卷三》找到以下记述:不知单书一画为一,单书二画、三画为二为三起自何时。今官府文书凡其记数皆取声同而点画多者改用之。于是壹贰叁肆之类本非数直,是取同声之字,借以为用。贵画多不可改换为奸而,本无义理与之相更也。


由此可见,早在宋代“壹贰叁肆...”早已流行了,并非朱元璋所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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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四库全书》之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的重要性,早有学者予以关注。近代学者金毓黻1933年2月6日《静晤室日记》(卷七十)中写道:
     “四库之精英,悉萃于集部,而尤以宋元人别集为贵,是何也?宋、元二代之专集不下千余种,篇帙过繁,若汇为一偏,势有不能,再如南城李氏之刊宋人集,规模诚宏大矣,然亦不能遍刊,限于一人之资力,亦有后难为继之势。今拟选印四库,即等于汇刊宋元人集,其数不下二百种,再加以明人集百余种,则可当其中之半数矣,然明人集收入四库者,不及其半,且以忌讳之故,多有节删。今最而计之,经、史、子三部之应刊,仅当十分三、四,其余皆在集部,而集部之精萃,尤在宋、元人集。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O年,北京图书馆鉴于“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所收各书概无篇目,翻检诸多不便”,开始编制别集类诸书篇目,“先从宋代别集世鲜传本者入手”。这套别集篇目现存四十余种,至今纸墨如新。

       关于宋代文献的整理,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如沈治宏《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宋人总集叙录》,严绍璗《日本藏宋人文集善本钓沉》、李致忠《宋版叙录》,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等,都是涉及到《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但多以四库总目中宋代文献的提要为据,因条件所限,对阁书的利用和研究较少,因此,《四库全书》中的宋代文献的全面研究应当成为今后宋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文津阁《四库全书》,由于是成书最晚的一部,又经纪晓岚三校,早就有人发现,《四库全书》不同阁本的同一种书,其卷数、篇数未必相同,有的甚至出入较大;即使卷数、篇数相同,文字也会存在差异。其中《永乐大典》辑本也与文渊阁本不尽相同,因而有的读者并不以读了某书的某一阁本为满足,还想查对其它阁本。这样就使人想做四库书目录异的工作,即编制尚存的四部阁书中卷数不同的诸书目录。在过去的条件下,很难完成这项工作。1997年出版的杨讷、李晓明合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补遗》收录诗文四千余篇,全部辑自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书,为文渊阁本所未见。他们通过对比发现,在集部1273种书中,文渊、文津两阁本存在篇、卷差异的竟有788种之多,占到百分之六十二。就篇数讲,渊本有而津本无与津本有而渊本无的,其量几乎相当。这一核对结果不仅证明了文津阁本的实用价值犹存,而且使得在总体上比较不同阁本的高低失去了意义。

       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了《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一文 (1989《文献》第一期)。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傅璇琮先生发表的《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中华读书报),他说:“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

       北京大学孙钦善先生根据杨讷、李晓明的对勘,以宋集为例,作了一个很好的研究。他在《从学术上看影印出版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必要》一文写道:“回想我们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得益于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之大,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可是文津阁本因为珍藏而不便利用,使编纂工作和成果留下不少缺憾。不仅如此,《全宋诗》编纂近于尾声,《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才出版,其中的成果未来得及吸收,这也使我们的辑佚工作的某些疏漏未得到弥补,例如宋祁《景文集》,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文二百余篇,其中诗28首。《全宋诗》以文渊阁本为底本,在文津阁本多出的28首中,仅据他书仅补了11首,所余17首全部遗漏。又如宋庠《元宪集》,亦为大典本,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诗25首,《全宋诗》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元宪集》(据四库本刻)为底本,参校影印文渊阁本,结果因未赶上参考《补遗》,漏掉了文津阁本比文渊阁本多出25首中的15首(其余10首幸底本有而未漏)。例子尚多,不一一列举。”

       因此,我们既要很好的认识《四库全书》中宋代文献的独特价值,还应重视各阁本之间的差异。从《宋景文集》来看,异阁则几乎异书了。我们相信,随着文津阁本的刊出,将为将来《全宋诗》、《全宋文》的修订刊编纂带来莫大的收获。

《四库全书》编纂收录图书3474种,79000余卷,存目之书5793种,93551卷,两项共收书10254种,172860卷。从品种、文字数而言,宋代文献的整理和清代官修文献两者居其大半。有关清代文料部分,我们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一道,择其要者,已编纂成《清史资料汇刊》,共计收书二百四十五种,一万余卷,相对《四库全书》中的清代文献史料规模和价值,其中所收宋代文献更为值得重视。

       宋代文献的范围应包括宋人撰述,编辑的各种典籍,也包括宋代后文人学者编纂的宋代史料和对宋代文献的研究,即研究宋代有关的史料专著,但不包括宋代和宋以后文人学者著作中部分涉及宋代史料,学术部分的文献。因此,准确地讲,宋代文献只包括宋人编纂的所有专著和宋以后有关宋代史料的专著。

      《四库全书》共计收书3474种,就品种而言,宋代文献超过了一千五百种,占了整个收书量品种45% 左右。据沈治宏统计,现存宋人著作为四千八百五十五种,如果扣除《四库全书》基本上摒弃的佛、道、小说、丛书四大类,沈著中共计此四类为一千二百七十三种,则实为种数约为3600种左右,则《四库全书》中所收占现存书所收在45%左右,四库中《说郛》为一种,沈著分散统计,实际比例会更高一些。更以集部为例,沈著统计现存宋人别集743种,而《四库全书》中所收有399种,超过了35%

       今从《四库全书》所辑《崇文总目》和《直斋书录解题》分别著录文献为3427部、27461卷与3096部、51180卷可知,《四库全书》所收宋代文献的品种到规模都已十分宝贵。

       上述胪列表明:其一,宋代文献从品种到规模构成了《四库全书》中超过五分之二的份量,仅次于清代文献的总量,但品种多多,而清代文献卷帙总量也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类书上,这些对今天已无多大使用使用价值,徒增篇幅而已。其二,宋代文献的汇集,在《四库全书》编纂前乃至编纂后,均没有如此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汇集。全宋诗和全宋文编纂从总字数而言,也未超越之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编纂对宋代文献的收集整理是相当重视,《四库全书》编纂作为封建王朝最后也是最大的一次文献整理工程,对宋代文献的汇录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劳动,除了宋代文献本与存世丰富外,也与乾隆对宋学的重视分不开。

 

《永乐大典》中的宋代部分

     《四库全书》的版本价值,更表现在众多的据《永乐大典》辑本书上。《四库全书》编纂之时,《永乐大典》尚完整无缺,四库馆臣从中辑了大量古书,其中绝大多数是亡佚书。据统计,《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的数量为:经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据《永乐大典》校补者8种;史部42种,其中未夫者3种,据校补者7种;子部102种,其中未佚者30种,据校补者10种;集部175种,其中未佚者10种,据校补者4种。《四库全书》存目中的大典本数量为:经部9种,其中未佚者2种:史部38种,其中未佚者2种;子部71种,其中未佚者6种;集部10种,其中未佚者1种。

      《四库全书》中的大典本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因为后来《永乐大典》罹难重残,辑录、核查的本源既已严重损失,这些辑本就更显得弥足珍贵,往往成为后世传钞、传刻的祖本。

      《四库全书》中辑复《永乐大典》宋代部分含存目部分达三百二十四种,除元、明部分有几种外,几乎所辑皆为宋代文献,仅从《四库全书》中《永乐大典》本宋代文献,即可超越任何一部丛书。以史部为例,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就对《永乐大典》辑本中的两部巨著《建炎以事系年要录》和《续资治通鉴长编》评价甚高,

        以集部为例,《四库全书》共计收录宋人别集三百九十九种,而其中《永乐大典》辑佚本就达一百十二六种,而整个《四库全书》实收《永乐大典》辑佚本为三百九十二种,扣除存目一百十八种,实收书为二百六十四种,则宋人别集实为《永乐大典》辑佚本总量近一半,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

        今天传世的宋版书约一千种左右,而《永乐大典》辑本的价值不低于宋版书,但宋版书不一定皆是宋代文献,更不是宋代要籍,因此,从内容价值看,《永乐大典》辑本完全可以与宋版相媲美。

      《永乐大典》辑本系统经过了从辑复、编定、增辑,而且各阁又有所不同,今各馆尚存有一些原辑本,虽不若写定本、校勘本之完整,也未改窜, 四库全书《永乐大典》本,固多辑自《永乐大典》,但亦多有参稽其他文献,由于《永乐大典》大多无存,故四库中之《永乐大典》辑本价值不可移易,又所得辑本又多为宋人文献。推而言之,《四库全书》中之宋代文献,亦多为珍稀不二之本。

 

宋代文献提要

        将总目提要及存目提要之宋代部分独立辑录,足以构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宋代文献例题,其价值将远在《郡斋读书志》和《直斋书录明题》之上,自然更远胜于《崇文总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种类分量最大的是明代文献。字数超过一百万字,近全收三分之一(全书共三百六十万字),而宋代文献部分仅居其次,为近九十万字,仅居25%左右。这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的品种比例略少一此。在存目提要中,宋代文献比例远不及明清两代为多。《四库全书》总目所录书越到后代,存目品种越来越多,宋代是一个分水岭,宋代所收文献远比存目堤要所载要多得多,而明、清两代则存目多而收书少,这也充分说明,《四库全书》对明代文献的删取是十分严格的,这当然也与明代文化自身的内涵和发达程度远不及宋代有关

       由于《四库全书》收录宋代文献已经极为丰富,因此,存目中宋代文献的总量相对较少,远不及明、清两代著作收录少而存目多。《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的收录整理几乎达到了竭泽而鱼的地步,除了一些本身没有史料和传世的价值文献加以删弃存目外,绝大部分均加以收录了。

总而言之,《四库全书》对宋代文献史料的疏理和收罗,不仅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罕有重大遗漏,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十分成型的宋代文献史料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