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共计3000余卷，包括：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
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
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著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
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
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
明初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
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png)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此后经过多次整校形成了现在看到《宋会要辑稿》。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是书分上、下两卷，为明朝王鏊撰。此本乃其退休归里时随笔录记之书，分经传、国猷、官制、食货、象纬、文章、音律、音韵、字学、姓氏、杂论、仙释、梦兆十三类。
王鏊（ào）（1450年9月22日 —1524年4月14日），字济之，号守溪，晚号拙叟，学者称其为震泽先生，汉族，吴县震泽人（今江苏苏州） 。明代名臣、文学家。 鏊自幼随父读书，聪颖异常。他八岁能读经史，十二岁能作诗。十六岁时，国子监诸生即传诵其文。为成化十一年（1475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孝宗时历侍讲学士、日讲官、吏部右侍郎等职。明武宗时任吏部左侍郎，与吏部尚书韩文等请武宗诛刘瑾等“八虎”，但事败未成。王鏊博学有识鉴，经学通明，制行修谨，文章修洁。善书法，多藏书 。为弘治、正德间文体变革的先行者和楷模。有《震泽编》、《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姑苏志》等传世。
王鏊在任上尽力保护受刘瑾迫害之人，并屡次劝谏刘瑾。他与刘瑾及其党羽有矛盾，但并未撕破脸皮，他不是被赶走的而是主动求去。刘瑾谋反案被清理后，他的身份不是与刘瑾做过斗争的当时政治正确的受害人，只是提前逃出来的旁观者。此后居家十六年，终不复出。嘉靖三年（1524年）去世，年七十五。追赠太傅，谥号“文恪”，世称“王文恪”。王阳明赞其为“完人”，唐寅赠联称其“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
禁毁明史时代背景
《四库全书》的编纂主要为进呈书籍校阅、内府书籍的办理、《永乐大典》的辑佚三大部分，其中进呈书籍校阅为重点。满清政府分别于乾隆六年（1741年）、乾隆十五年和乾隆三十七年三次诏令征书。历史学家黄云眉说，满清编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名为“稽古右文”，实则“寓禁于征”，搜罗、查禁、删改、销毁书籍、档案，禁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包括大量科技著作，查缴书籍竟达3000多种、150000多部，因惧祸而被私自毁弃者尚未计于内。
在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下，对于缴送的书籍，凡“有诋毁本朝之语”的“明季末造野史”和“国初人伪妄诗文”，“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
为了彻底干净地消灭这些书籍，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复杂的查办机构，中央分为三个部门处理：
各地则由省、府、州、县衙门内所设的收书局：负责审核本地藏书和出版的书籍，凡违碍书籍均转呈布政使布政使，交由督抚酌定。初步确定应屑违碍，即开列书单进呈中央，书籍同时送达。总纂官纪昀等人协同纂修官承办此事，将违碍之处用黄签逐条标明，贴于书眉，乾隆帝本人亲阅之后，在武英殿前烧毁，并将奏准销毁的书单照知各省，有私藏者一律治罪。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被毁书籍达538种，13862部；江西巡抚海成在一年中就搜缴焚书8000 多部。“初下诏时，切齿齿于明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西夏，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满清藉修《四库全书》禁毁、篡改书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还远不止于文献、典集方面的损失：这是一场中华文化前所未有的浩劫，销毁、压制了基本民族精、气、神，断裂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其思想钳制活动，给中国的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及其后果更是无法估量。满清统治者所奉行的文化专治主义，使学术自由受到极端限制，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从而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和生机。学者为了躲避禁书和文字狱的危险，只是埋头于繁琐的考据，不去关心与政治、经济、科学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学科内容，导致思想僵化和科技倒退。它是清代后期最落后、最腐败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原因。可以说：禁书行为延缓了社会进步，直接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禁毁书籍档案
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满清对有违碍内容的图书的处理手段主要有销毁和抽毁两种。销毁之书指抵触满清的著作，销毁方法有三：进到之书，奏缴销毁；流传之书，开单令各督抚查缴解京销毁，书板亦同；石刻榻本，一律缴出销毁，竖碑摩崖，完全磨毁。 抽毁之书指有“谬于是非之处”或违碍满清之处的书，抽毁方法亦有三：
将应抽各条分别撤出并销毁，并详悉开单明令各督抚将应毁篇页，严行查抽封固，一体解京销毁；如有原板者，将板内查明，一并铲毁；进到之书，如有缺卷，令再将全本查送办理。摧毁之后，即成残书。除此之处还有改版即删改书板上的原有内容、填匣即《四库全书》成书后又发现其中有违碍内容则将书抽去后用衬纸填充书匣。
明人著作《八编类纂》因“其边类中有干碍，所载辽、金二代体例，大为狂谬”而遭全毁；《松筹堂集》因内有“犬戎”、“夷狄”等字眼，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被禁毁；清代金堡《岭海焚余》一书，因称清政府“腥膻盘据”，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遭禁毁；《昭代芳摹》一书因内有“夷狄之患”等字样，于乾隆四十四年被禁毁。
根据《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禁书总述》等资料著作的研究记述，还有如下“明”字头书籍被满清禁毁总计150余部。“皇明”字头类书籍全部销毁，“甲申”字头类书籍全部禁毁，其它与明朝相关的众多书籍被禁毁。
除了禁毁书籍，满清还系统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全被销毁。除此之外，满清还系统地对残存的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如明实录的遭遇：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又残缺，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四十八年（16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焚毁。
其实这只是满清禁毁书籍的冰山一角，由此可管窥满清禁书之甚。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乾隆如此禁书共历时19年，约占其在位时期的1/3。其中共禁毁了多少书，目前没有精确的统计。
全文数字化版《禁毁明代史料》收集民国至近代出版的禁毁书籍中精选保存较完整，品相好，特别是明万历至崇祯朝期间的史部文献汇编而成，是明代史料文献最好的补充。结合书同文古籍数据库中《大明实录》、《大明会典》、《明代史料汇编》、《明清内阁大库史料集刊》、《明神宗起居注》形成目前最为完整的明代史料数字化全文数据库。
话说“泥马渡康王”之前，逃到扬州的南宋皇帝赵构正在你侬我侬，忽报金兵即将打到扬州了，因惊吓过度，留下终身后遗症，据说就此丧失了生育能力。后来时局稳定了，为了选继承人，只好从宗室的“伯”字辈中挑了七岁以下十个人入宫备选，再挑出两人，正好一胖一瘦。赵构看了以后就先把胖的留下了，瘦的赏银三百两。刚要打发走人，忽然又说：“等会儿，让我再看看”。让二人叉手并立站好。此时正好一只猫从胖子前面走过，这小胖儿不知哪根筋发痒，上去一脚就把猫踢开。见此，赵构说：“这猫儿偶尔从你面前过去，没招你没惹你，干嘛要踢它！做事如此轻易草率，将来如何能当重任！。”随后就把瘦的留下，把小胖赶走了。那个留下的清瘦孩子，就是后来的宋孝宗。那个小胖后来作了温州督监。
可叹人生，有时当机立断成好事；有时则谨慎小心才是正道，命运往往就在瞬间发生转变。
可能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现象，在前不久的“中国诗词大会”上，许多崭露头角的选手都是理工男女。诗词歌赋似乎本应不是他们所长，然而现实却正好相反：不带功利心的学习，才是真心的喜欢。“我不以此为业，我以此为乐”可能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研读历史也存在同样的现象。历史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过去，同样延续着未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记得易中天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读经不如读史；读史不如看金庸'。大意是说“经”都是讲大道理的，看一会就会让人犯困，“史”是讲故事的，自然就比较吸引人啦！但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相比就又被比下去了。要是觉得金庸小说看着都絮絮叨叨的话，还不如干脆去看《琅琊榜》或《《芈月传》算了。但是后面这些当代作品跟历史实在相差太远。 要想踏踏实实了解历史，还得看书！那么怎么选择历史书，选哪些书来看？这，就有讲究了。
我们上小学开始写作文时，老师就说过作文的三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历史书同样离不开这三要素，而且还得加上事件，包括起因和结果。下面我们看一下中国的史书是怎么编写的，也就是有哪几种编写的体例。先说明一下，由官方组织编写的才叫“正史”，私人道听途说写的那叫“野史”或“稗史”。通常我们推荐选“正史”开始读，假如您首选“野史”也无妨，只当看个乐罢了。
一、伟大的司马迁开创了《史记》这种叫“纪传体”的史书。
特点是：围绕人物中心，依时间顺次展开；人物分主次：帝王本纪、王侯世家、名人列传、公侯将相年表、志（律历、礼乐、职官、刑法、食货、地理、艺文…）。 后世史学家多以此为例，陆续编写了《二十四史》，这样以人物为主线的史书有了。
二、宋代大学者司马光，就是那个曾经“砸缸”救人的小孩，当官后组织编写了那部著名的《资治通鉴》。他没照抄老祖宗司马迁的模子写，而是用“编年史”体例编写。
特点是：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和人物。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历朝历代的官方档案《起居注》、《xx皇帝实录》与此非常相似。如此我们又有了以时间为主线的史书了。
三、有了人物和时间，史书重要的还有事件。围绕事件记述历史的书叫“纪事本末”。
特点是：以历史事件为主线的史书体，可以围绕一个或多个重大历史事件从起因、过程、结束均详详细细记述下来。
四、最后少不了史实发生地点，读史离不开地理，在这里就是史书地理类地方志：主要包括疆域图说、历史沿革、城池、坊巷、市肆、物产、风俗、学校、赋役、古迹、选举、历史名人、历任执政官等等。
史书有了上述几个要素就比较全面丰满了。沿着不同的维度向前走，我们会发现千姿百态不一样的历史人物和事，文字描述的历史情形还原所呈现出来越来越立体的影像。此外有别于前述史书的就是别史/杂史作为参考，还有私人笔记，记载私人搜集记录的民间及个人奇闻轶事，特别是那些在朝中作过官的人写的笔记，是史料很好的补充。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摆布的女人，作为大多数非专业研究历史的读者，大可不必介意，如果我们从不同的维度看历史，就会发现历史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有多重要。 周有光老先生曾经说过：“要站在世界的角度看中国，不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你将发现一个不同的中国。
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读书似乎成为一种奢侈的东西。不过好在只是的传播方式种类多了。比如：各种手机视频、音频APP，都有各种说史的专题讲坛，而且现在是专家学者直接登场白话，比过去说书艺人讲的要贴近历史多多了。比如：怪嗓子易中天老师的《三国》、京腔京白阎崇年的《明亡清兴》、京油子袁老师等诸位《百家讲坛》都是早期大神级人物，如今更多新生代学者登坛比拼，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上下班时在地铁或公交上听一听，跟着历史的轨迹穿越一下。读历史就如同体验不同的人生，看着前人走过的沟沟坎坎，你想不想再走一遍？
最近一集的《人民的名义》中，当田书记（省纪委书记）说服易学习去当京州纪委书记监督李达康时，易学习问了一句“您如何监督沙书记（省委书记）”。田当时一愣，许久说了句：“你问到了我的软肋”。的确，对官员监督自古就是一个让人头疼的事，如何平衡监督权和执政权需要高度的智慧。那么中国古代是怎么处理台谏（谏官、监察御史）和官员之间的关系呐？
宋代是台谏权最为活跃的一个朝代，台谏系统获得了完全独立于行政系统的独立地位。宋人经常将“执政”与“台谏”对举，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明晰地认识到，假如官员与台谏彼此称兄道弟，同流合污沆瀣一气，政府的权利必将失控。所以必须让两者分立、对峙。这便是古代中国的“二权分立”思想。除了独立二权分治之外，还要求各自人员不得相互往来。宋太祖时台谏还可以与官员交往（公共场合），但台谏之间不能私下往来（防止合谋整人）。有一次韩琦（宰执）问陈师道（谏官）：“司马（光）近日论何事？”答：“以彼此台谏不相往来，不知所言”。此后台谏之间才允许相互往来，但不许与官员往来。吕汲公对此有话：“官员是公开执政，但不敢与台谏（言官）私下相通”
如此看来，宋代在权衡监督与被监督之间也是来回来去折腾许久的。但与后来明朝的东厂、西厂、锦衣卫，由这帮死太监组织的特务监察机构和后来民国时期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相比不知要好多少。
那么，回头看我们的田书记和沙书记是不是私下交往过甚？
一部电视剧连续剧《以人民的名义》火遍了全国。剧中展现了当代中国官场、官员的生态环境，官员的作为、操守和人品。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古代每一位读书人的理想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做官是通达这一目标的唯一通道。如何做个好官，做个有作为的大官，古代有专门为官入仕之书叫“官箴书”，是中国古代为官者入仕必读书。在中国古代社会，官箴书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在国家系统中，官德修养的好坏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兴衰存亡，影响到社会风尚及民风的好坏。所以，就最高统治者而言，希望通过官箴加强各级官员的道德自律，约束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就官员自身来说，可以从官箴书中汲取前辈官员的为官从政之道。官箴书是各级官员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秦汉以后，“官箴书”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从原来的规劝、劝诫君王，逐渐演变为文武百官的道德及行为准则。
通过历朝历代对官员的要求，不难看出，官箴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为指导，修身立德公正廉明始终被放在了重要位置。
为官之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治国理政的主导因素，几千年里，留下了大量的经典论述。不仅为官者熟悉这些经典，百姓同样耳熟能详，这意味着，不只是为官者以此自我要求，百姓亦以此为标准看待之。
中国历代有修“官箴书”的习惯，甚至有些刻在了石碑上，留存至今。古时入朝为官者，需先熟读，由此可见在古人心中，官德好坏与政权兴衰存亡之间有着密 切联系，即所谓“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无论是“公生明，廉生威”这种家喻户晓的话，还是“清、慎、勤”这样的官德标准，都源自“官箴书”。
如今的官员，所面临的是与古人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与民众，但从为官意识来看，古代官员与今日领导干部，却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与追求。古人所探讨过的公与私、廉政与勤政、服务人民、科学决策、居安思危等等问题，对于当下的官员们来说，仍然是核心问题。
.jpg)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自开国以来逐步走向自盛而衰之路。清初以“天朝上国”自居，视外国、异族为“藩属”或“外夷”，同外国向无正常的外交往来，只有藩属国的定期朝贡。因此，清廷并无一个专门的外交机构，只有礼部和理藩院四夷馆，分掌着有关朝贡和联络翻译事务。 到了道光朝西方列强对华贸易日益加强，同时文化侵略和武力威胁愈加不断，这使得清政府的外交不得不面对日益复杂严峻外交形势和军事挑战，不得不考虑如何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与英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性质已与朝贡截然不同，只好委派临时性的钦差大臣负责办理谈判交涉事务。
道光二十年（1840年），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用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的大门。这次战争的结果，堂堂“天朝”竟被一个甚至很多大臣还不知道它地理方位的小小“岛夷”打得满地找牙，订立城下之盟，开辟商埠，割地赔款。法、美两国接踵而来，要求“利益均沾”，清政府被迫相继和它们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 中英《江宁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开放上海、福州、厦门、宁波和广州为通商口岸，才设立了一个名为“五口通商大臣”的官职，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以负责通商交涉事宜。清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承认了它同西方各国已不是藩属关系，非礼部和理藩院所能管辖，因此筹办“夷务”顺理成章地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清朝开国二百年来的“奇耻大辱”，道光皇帝当然无颜开馆修纂《方略》。一直到了咸丰元年闰八月，咸丰帝允准协办大学士杜受田的建议，谕令设馆将与“外夷”来往交涉的档案编纂成书，避开《方略》之名，而称为《筹办夷务始末》。反映“夷务”的原始档案中，有皇帝下达的文书（即谕旨）、官员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即折片）等。这些档案在清代都有严格的保管制度。军机处综揽国家机要政务，于经办文件录副，其中一部分是和外国办理交涉往来的，如交聘往来、通商贸易、边界勘划、条约签订，以及就其他重要事件进行交涉、办理的情况。
它们记录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发展演变的一般情况，以及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咸丰十年（1860年）起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保存各国驻华使节送致的照会、文书原件，也都是研究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清廷对这些史料历来讳莫如深。有关的机密文件，即便是一般大臣也难以窥见。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最高统治者在对外交涉方面心有余悸，往往委曲求全。咸丰即位之初，在一次为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对外交涉事件中，便谕令军机大臣称：“惟与外洋交涉事件，自应循守旧章，以杜哓渎，尤须随时应机通变，期于制驭得宜”，“凡事慎之于始，勿自我发端，转启将来饶舌也。”
《筹办夷务始末》是清政府咸同光三朝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从咸丰元年开始修纂，到六年九月修成进呈，用了五年多时间完成道光朝部分。该文献档案计录道光朝八十
卷，文庆等编；其后两朝继续加以续修，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其中：
共收上谕、廷寄、拆片等约三千六百件、二百五十万字。综计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凡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前后包括了起鸦片战争前夕讫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约三十九年间清政府对外关系各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的重要档案资料约九千三百件，就数量来说，可谓洋洋大观。凡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所有的重要事件和问题，如第一、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外勾结镇压太平军情况、沙俄强占中国东北土地、租界问题、教案问题等等，都有所反映。从中可以窥见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在诸种问题上所采取的策略以及态度变化的过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必不可缺的基本资料。
为了编纂《三朝筹办夷务始末》，清政府组织了专门班子，投入了不少人力，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修纂的初衷是“书藏柱下，资考镜于千秋”，即只是供最高统治者借鉴之用。在全书恭录手钞装潢成册后，清廷不敢也不可能把这些外交档案、文书公诸于世，甚至严格规定参与编纂的人员，都要“毋稍漏泄”，因此关于编纂的起始经过，在《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中也都讳莫如深，没有一字提及，参与编纂各人见于《清史稿》的本传中，也毫不涉及个中情况。直至到清朝灭亡以后，随着清宫档案的被接收，这件事方始逐渐为世人所知。该书于1929～1930 年间由故宫博物院整理后影印出版，让珍贵的史料公诸于世，使公众得以了解清代外交事务详实内幕。
现代数码技术的发展就有了高清版《兰亭序》，在高清微距拍摄下，冯承素摹本《兰亭序》纤维毕现，摄之毫厘，笔锋每笔线条勾勒让人震撼！
不要小看这次放大，它很有可能改变人们对冯承素《兰亭序》的固有理解。如此仔细观来，你还认为该《兰亭序》是描摹钩填本吗？
未完待续......
.jpg)
儒家向来标榜以天下为己任，所以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故事。汉唐以来就为皇上开设了专门御前讲席，名曰“经筵”。每天都讲的叫“经筵日讲”，授讲老师叫“经筵侍讲”，还得有几个陪着的叫“经筵侍读”。为了给有些未成年小皇上讲课，可以说儒臣们是不遗余力的，比如张居正专门为万历小皇帝编了本画书叫“帝鉴图说”。
“经筵”的实际效果也不一样，宋高宗赵构也很重视这项功课；宋宁宗居然还晚上著“小衫”听讲！不过历史功过如何，评价也是参差不一；明万历皇帝成年后的所作所为，更是让死后的张居正在地底下都不得消停，心寒到家了。
对于“经筵”授讲老师，皇帝通常都是比较优待礼遇的，除了赐坐的，更有赏赐贵重礼物的：金银、车马、锦缎、酒食等；南宋皇帝喜欢“素雅”，送点书、画、笔墨、扇子、茶之类的。
不管怎样，“经筵”的目的和方向还是正向的，为君臣就治国方略提供了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