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源自: 《四部备要》·史部

正史二十四史中唯独唐朝正史--《唐书》有两个版本。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旧唐书》为后晋刘昫等撰。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晋高祖石敬瑭(就是那个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的那位)命张昭远、贾纬等人撰唐史,由宰相赵莹监修。后晋开运二年(945年)书成[1],时因刘昫为相,故该书署名刘昫撰。原名《唐书》,《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及南宋刻本均题为《唐书》,后为区别北宋欧阳修等人编的《新唐书》,改名《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及列传150卷。记载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
      《旧唐书》长庆(唐穆宗年号)以前的内容多依吴兢、韦述、柳芳、于休烈、令狐峘等人所撰写的唐代旧史,资料比较充实。但长庆以后的内容较为简略疏漏,内容也比较芜杂。
      《旧唐书》修撰时间短促,北宋人严厉地批评《旧唐书》颇多。基本上,《旧唐书》只是抄录现成的唐史有关文献,照抄《国史》、《实录》及唐末文书档案,许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样仍然保留;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因无《实录》存下,则杂采各家传闻和《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
     《旧唐书》在保存史料上有一定的价值。例如李密〈讨隋炀帝檄文〉在《隋书》和《新唐书》的《李密传》均不载,只有在《旧唐书》中得以保留。因为《旧唐书》前期文献资料完整,材料翔实,叙事详明,文字简洁有力,颇受后世重视,如《郭子仪传》,“首尾整洁,无一酿词,因此可知唐史官之老于文学也”。《贾耽传》里收录的《陇右山南图》和《海内华夷图》等,是中国地理上极为珍贵的资料。《旧唐书》里更记录了大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如,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入藏的史迹,以及突厥、回纥、吐蕃、契丹等多民族的历史。原书名就叫《唐书》,直到北宋时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

        宋仁宗认为《旧唐书》“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庆历四年(1044年)下诏重修。至和元年(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书》”。前后参预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镇、欧阳修、宋祁、吕夏卿、梅尧臣,《新唐书》所依据的唐人文献及唐史著作均审慎选择,删除当中的谶纬怪诞内容,裁减旧史本纪十分之七。《新唐书》对〈志〉十分重视,新增《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历志》篇幅超过《旧唐书》三倍,新志载有文武百官的俸禄制度,为旧志所无。又有屯田、边镇、和籴等,皆旧志所无。《新唐书》也恢复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镇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志和表分别由范镇、吕夏卿负责编写。

        《新唐书》一共修了十七年,庆历四年,工部尚书宋祁主持修纂〈列传〉,至和元年(1054年),由欧阳修接续编修〈本纪〉、〈志〉、〈表〉。嘉祐五年(1060年)六月,全书告成。两人在七年内竟没见过面。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审阅。仁宗看后,发现这部史书出于二人之手,体例与文采均不尽相同,于是令欧阳修删改修饰为一体。欧阳修此时却拒不修改,他说:“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人所见不同,岂可悉如已意?”最后仅校阅过一遍,一无所易。
      欧阳修与宋祁皆有排佛的倾向,故《新唐书》不见玄奘、一行等佛门之事迹,无以反映盛唐时期的佛教史实。
       北宋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时,反多以《旧唐书》为主,在史料完整性的考量,《新唐书》并不能取代《旧唐书》。
        总体讲,《旧唐书》的编纂比较真实客观,可以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新唐书》的文学价值可能要高一些,但是删减资料比较严重,评议的很多,标准也不一样,两者相互参阅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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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20卷,北宋司马光撰,是《资治通鉴》的姊妹篇。包括《稽古录》、《历年图》、《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三部分,书中于远古事但述梗概,至周共和元年(前 841)始为编年,每年略举大事。《稽古录》实为记述自上古至宋英宗朝历史大事的一部简明历史读本。

北宋司马光撰《通鉴》及考异、目录,卷帙繁重。遂又著与《通鉴》相同年代的《历年图》,著《百官公卿表大事记》以相衔接。又纂述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前404年)上溯至伏羲之事,三编相联,总为此书。取《尚书》“曰若稽古”之语为书名。
元祐元年(1086年)呈进。其初但述梗概,至周共和元年(前841年)始为编年,迄北宋英宗治平之末。但叙历代重要史迹,只记其大体。所附评论,于关乎国家治乱兴亡者则反复剖析。

历代对此书评价都很高。朱熹对这部书很看重,说“小儿读六经了毕,即令接续读去亦好。”。《四库全书》“提要”对这部书也评价甚高:“朱子甚重其书,尝曰“可备讲筵,续六经读之。”虽推之未免太过。然观其诸论于历代兴衰治乱之故,反覆开陈,靡不洞中得失,其言诚不悖于六经。《通鉴》文繁,猝不易究,是编言简而义该,洵读史者之圭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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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

是由中华民国初年特设的清史馆编修的,编写的体例大致取法《明史》,以馆长赵尔巽任主编,缪荃孙、柯劭忞等为总纂,另设纂修、协修、提调、校勘等职。参加编写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清史稿》于1914年开始编纂,1920年编成初稿,1926年修订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历时十四年。这样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应详审修正,以冀减少疵颣”但“以时事之艰虞,学说之庞杂”,尤其因主编赵尔巽“年齿之迟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于是就委托袁金铠经办发刊和校刻事宜。于1928年刊印,1929年发行。《清史稿》汇集了比较丰富的清史资料。清朝灭亡不久,清廷档案、私家著述和文化典籍保存得比较完整,这就为编写《清史稿》提供了充实的原始资料。《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错误遗漏颇多。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尽管如此《清史稿》依旧不失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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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是有明一代最系统、最基本的史料,系明代历朝官修之编年体史料长编。自明
太祖至明熹宗共十五朝十三部二千九百零九卷,其中建文朝附入《太祖实录》,
景泰朝附入《英宗实录》。明制:新皇帝即位,即诏修前代实录。一朝史事,无
不收入,为研究明史之基本史籍。实录修成,誊录正副二本进呈。正本藏内府,
嘉靖后贮于皇史宬,副本藏内阁,原稿焚之,以禁外传。
《明实录》分为《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
、《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孝宗实录》、《武宗实录》、《世宗实录》
、《穆宗实录》、《神宗实录》、《光宗实录》、《熹宗实录》共十三朝实录。
明朝每修完一代皇帝实录,都进行妥善保管,尤其是明神宗以后,实录与宝训(宝
训与实录同时修,并同时进呈皇帝)修完后,即誊写四份,实录与宝训正本藏皇史
宬,副本藏内阁,大本藏乾清宫,另有小型本以供御览。这样,就有正副大小四
种本子同时并存,但其内容完全一样,不得有任何错漏。
万历中,大学士申时行命诸学士校雠,始转相抄录,各种传抄本才得流传,
其间也出现了卷帙有出入、内容有详略,以及脱落、错简等舛误。今海内外留下
的各种传抄本约有十余部。
明代史料论原始自然首推明代档案,它是明朝中央及地方政权在行使统治职
能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类别的文件。
李自成进京后,四种实录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破,但一直到乾隆年间,正副
大小四种实录绝大部分都完好无损。清初为修明史,遂将正副大小四本俱移藏明
史馆,为便于检阅,明史馆就综合四种本子的明实录重新抄录一本,力求完善,
以供修史之用。
乾隆年间,明史修成。由于实行文字狱,《明实录》则变成了禁书,民间的
传抄本多收缴焚毁,而史馆的正副大小本,以书册宽大,需挪出以置其他档册。
同时因钦定明史己成,而实录也是残缺不全,遂从满人大学士三宝之请,于乾隆
四十八年(1783)三月,将库存明实录及皇帝宝训,共4757本,移出史馆,一并
焚毁。此后,就只有明史馆传钞的那部实录为最善之本了。而随着岁月的流逝,
这部实录亦日渐残破。民国年间,实录藏于国立北平图书馆中,称为红格钞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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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图志》是清代中期介绍西方历史地理最详实的专著,书名中“海国”的涵义是海外之国。著者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它以林则徐主持编译的不足九万字的《四洲志》为基础,将当时搜集到的其他文献书刊资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论文进行扩编,初刻于道光二十二年,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补刊刻为六十卷。随后,又辑录徐继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环志略》及其他资料,补成一百卷,于咸丰二年刊行于世。

全书详细叙述了世界舆地和各国历史政制、风土人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在中国古代,受认识自然水平的限制,人们想象在中国的四周是大海环绕,误认为中国位于中心,其他的国家都在海外。这种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头脑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国传教士利玛窦带来了世界地图,中国人才知道中国不过处于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当时,即便认可了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人,也对偏于全图一隅的画法心理上不能认同,利玛窦因而也不得不改绘他的世界地图,将中国置于地图的中央。魏源虽然了解世界各国的分布,但在他的意识里,世界仍然是以中国为中心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使用了“海国”这一概念,其实他已经清楚许多国家在陆地上与中国是连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国”分为“海岸之国”与“海岛之国”,将在地域上与中国相连的国家称为海岸之国,将真正的“海外之国”称之为海岛之国。也就是说,世界各国,不是“海岸之国”就是“海岛之国”,惟有中国例外,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可见,作为新思想倡导者的魏源,虽然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没有摆脱中国中心观念的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1847-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全书已达500卷之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

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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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养生专著,为明代 高濂所撰,据说他幼时患眼疾等疾病,因多方搜寻奇药秘方,终得以康复,遂博览群书,记录在案,汇成此书。刊于公元1591年。二十卷。全书分为《清修妙论笺》、《四时调摄笺》、《却病延年笺》、《起居安乐笺》、《饮馔服食笺》、《灵秘丹药笺》、《燕闲清赏笺》、《尘外遐举笺》等八笺,讲述了通过修身养生来预防疾病、达到长寿的方法。其中"饮馔服食笺"自卷十一至卷十三,收录了3253种饮食和药方及15种专论。此外,该书中的卷十一至卷十三和卷十二中的"野蔌类九十六种"一章还曾分别以《饮馔服食笺》和《野蔌品》为名单独出版。本书是一部内容广博又切实用的养生专著,也是我国古代养生学的主要文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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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代书法、绘画理论著作。董其昌著。是明末清初画家杨补辑录董其昌未收入《容台集》的零篇散帙而成书 。卷一包括论用笔 、评法书、跋自书、评古帖等节;卷二包括画诀、画源、题自画、评古画等节。该书论书主张巧用笔墨,强调结字,临帖重在领会其精神,提倡“以意背临”;论画以南北宗论为中心,提倡文人画,贬抑“行家画”。对于绘画的发展,推崇自唐而宋由“工”变“ 畅 ”,批评由宋入元某些画家的由“畅”而“佻”。主张画家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以生 、秀、真为艺术境界之极诣。
《画禅室随笔》共分十五门:论用笔、评书法、跋自书、评古帖、画诀、画源、题自画、评旧画、评诗、评文、纪事、纪游、杂言、楚中随笔、禅说。其言书画之旨,皆深造微妙,其要领归纳为“运笔”和“用墨”。各论之中,融会长期实践经验之所得,其以书迹神妙于法度之中,而法者流通于书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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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震亨撰。震亨字启美,长洲人(一说江苏苏州人)。徵明之曾孙。崇祯中官武英殿中书舍人,以善琴供奉。他作为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的曾孙,天启间选为贡生,任中书舍人,书画咸有家风。平时游园、咏园、画园,也在居家自造园林。
《长物志》一书完成于崇祯七年,全书十二卷,直接有关园艺的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志,另外七志书画、几榻、器具、衣饰、舟车、位置、香茗亦与园林有间接的关系。相比于《园冶》,《长物志》更多地注重于对园林的玩赏,与《园冶》更多地注重于园林的技术性问题正可互为补充。此外,《园冶》因为是立足于江南的造园实践,而江南花卉繁茂,水源充沛,所以计成对此措意不多;《长物志》则主要是针对北方的造园实践,而北方草木珍稀,水源犹缺,所以,文震亨对此的重视尤见匠心。 分室庐、花木、水石、禽鱼、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蔬果、香茗十二类。
其曰长物,盖取《世说》中王恭语也。 长物,本乃身外之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则凡闲适玩好之事,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长物者,文公谓之“入品”,实乃雅人之致。凡闲适玩好之事,纤悉毕具,大致远以赵希鹄《洞天清录》为渊源,近以屠隆《考盘馀事》为参佐。明季山人墨客,多以是相夸,所谓清供者是也。然矫言雅尚,反增俗态者有焉。惟震亨世以书画擅名,耳濡目染,与众本殊,故所言收藏赏鉴诸法,亦具有条理。所谓王谢家儿,虽复不端正者,亦奕奕有一种风气欤。且震亨捐生殉国,节概炳然,其所手编,当以人重,尤不可使之泯没。故特录存之,备杂家之一种焉。

卷一 室庐、
卷二 花木、
卷三 水石、
卷四 禽鱼、
卷五 书画、
卷六 几榻、
卷七 器具、
卷八 衣饰、
卷九 舟车、
卷十 位置、
卷十一 蔬果、
卷十二 香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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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为南宋著名史学家王明清的一部史料性质笔记著作。其父善治史,明清承修父业,亦以史才冠有宋,史笔精湛,态度严谨,所撰《挥麈录》为其三十余年心力所灌就,凡分四帙,为前录、后录及余话,共二十卷。多记两宋之际的史实掌故,兼及诗文碑铭,涉及到当时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领域。本书存当代史事旧闻,主要记载了宋代朝野各方面的情况,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展卷之下,古意盎然,令人不忍释卷,无论在文献学史上,还是印刷史上都是极富盛名的佳作。
作者不仅能够继承北宋传统笔记的编修体例及其记事特色,而且还能凭借博闻强识的自身优势,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采取存录基本文献史料、注重汇聚当时诸多人物及事件的记事方法,主要用来补足处在南北宋之交时的史料史实不足。因内含丰富的当代文献史料,多是作者亲历的当代史事,其资料来源大多得自当时的文献以及亲友的口述,加之作者选择和笔录的态度比较严谨,因此它在问世后就得到了一些著名学者的称道,被官私历史著作屡加征引,是宋代史料笔记的上乘之作。
《四部丛刊》本所收为影印汲古阁宋钞本。明汲古阁精刻本,版刻精良,品相极佳,字口清晰自然,印工上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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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注是我国古代记录帝王的言行录。我国最早的起居注是汉朝汉武帝时的《禁中起居注》,实际在皇帝日常活动的流水帐。起居注多为中国宫廷内部自行编撰,并未设有专职与专人来负责编撰。 直到晋朝时,开始设立起居令、起居郎、起居舍人等官员来编写起居注,其后一直到清朝,各朝代都曾有起居注的撰写。
起居注是历代王朝修实录和正史的重要依据,因其是皇帝言行的原始记录,较实录更有原始真实可信度。实录较起居注为扼要,起居注较实录为详备,二者各有所长,互有参阅意义。然实录为求简之故,难免笔削失当,简而不精。起居注还记录当朝政务活动、财政经济、政治制度、国典朝章、官吏任免、军事活动、重大事件、民族关系等等,记事不厌其详。前朝正史修成,起居注、实录便往往被付之一炬,不留片字。所以清朝以前的起居注,大部份均已不存,唯一较完整保存的是唐朝初年,由温大雅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明太祖起初,设起居注官,自其后更易多主,未予恢复。至神宗万历三年,大学士张居正据翰林院编修张位奏请,议定复设记注之职。令日讲官日轮一员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庭政事,见於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学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篡,事分六曹,人管一部。每值常朝午朝,均由值日讲官及史官侍班,记注言动。恢复记注虽在万历三年,其二年以前上迄神宗践阼,起居事迹,仍悉数追录,用意良周。张居正死后,此制度未废,记注相承沿袭直至明末。惜存者仅万历一朝,即便如此,张居正之功德也无人可及。
清代沿袭明代旧制,历朝均有详尽起居注记载,且基本都完整地幸存下来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文献之大幸。亦如清宫旧档,清代起居注均深藏大内高墙之内,除帝王和少数史官偶有翻阅外,外人绝无阅览的机会。民国后及至现代,清帝起居注又分藏于两岸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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