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一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最为称道，故后世所称《水经注》即指此书。
郦道元注的《水经》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经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中国第一部水文地理专著，为中国古代水文地理的又一项中国之最。全书三十多万字，详细介绍了我国境内一千多条河流以及与这些河流相关的郡县、城市、物产、风俗、传说、历史等。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水经注》文笔雄健俊美，既是古代地理名著，又是山水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一部具有文学价值的地理著作。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
　　《水经注》作为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
=>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
=>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
=>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
=>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
=>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
=>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
=>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
=>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从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水经注》对于中国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和世界地理学史上都有重要地位。《水经注》中山川景物的描写，还被作为文学作品受到后人高度评价。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又名《淮南鸿烈》，是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道家名著。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评价《淮南子》说：“其书牢笼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大公，下至商鞅。其错综经纬，自谓兼于数家，无遗力矣。”
《淮南子》一书内容繁富，包罗万象，涉及到哲学、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农学、生物、音律、神话等方面，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然而，《淮南子》；也并不是杂而无统，散而无归，全书以“太上之道”为宗旨，统合百家之说，将各篇的内容熔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道本论”是《淮甫子》全书的核心，作者继承了先秦道家学派特别是老子、庄子的思想，对道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与说明。《淮南子》的道论包括“道本论”与“生成论”两个部分。“道本论”主要论述道的至上性、独一性，及道存在的基本特征。作者认为道是天地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它能覆天载地，贯通四方八极，它高不可际，深不可测，包裹天地，禀授无形。与宇宙大化中各种具体的事物相比，道有着自己独特的存在方式。宇宙中各种具体的事物都有固定的存在特性，有的事物刚强，有的事物柔弱；有的事物高大，有的事物矮小；有的事物天性清静，有的事物则躁动不安。任何事物都是执持着一定的规定，难以兼持它的对立的方面。因此，任何具体事物的存在总是有着缺憾和固塞，难以开通流化，与天地大化相追随。而至高无上、独一无二的道则不同，它的存在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它不固定于某种具体的存在特征，而能兼通、综合对立的方面，能将各种矛盾对立的方面巧妙地统合成一体。因此它能应物不穷，贯穿于天地道化的始终。正因为道具有最大的包容性，所以才能成为万事万物的渊源。
《淮南子》对人生观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作者认为大丈夫处世应遵循道的准则，纵志舒节，与时俯仰，针对当时社会人们拘拘于功名富贵、荣辱得失的现象，作者认为真正伟大的人应胸怀凌云之志，以“道”做为终极关怀的对象。只有这样才能拓宽生命的境界，使生命获得最大的意义。
在论及与生命紧密关联的死亡问题时，书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作者认为生命与死亡、成功与毁坏，都是物质存在的不同形式，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一般人总是热衷于生命的快乐，而对死亡则心怀恐惧。作者认为这种态度不是达人所持，而是庸人的一偏之见。作者主张对死生不应过于介怀，尤其不能将爱憎喜怒加于其间，应懂得生与死都是天地造化的自然流变，是气化的不同环节。“
对现实人生和百姓疾苦的关注，在《淮南子》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书中有一个贯彻始终的主题，就是对治国之道的探索。作者认为，终极之道既可用于治身，又可推及于治国，治国之道与治身之道是贯通的。该书始终以至高无上的道做为立说的根基，通过贯通古今天人来探索治道之本。作者首先对所谓“至德之世”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一时期人们的天赋本性朴实纯厚，智诈尚未萌发，因此人们的一言一行都天然地与道契合。此时既没有仁义礼乐，也没有君臣主仆。人们仰承天和，隐然自成，享受着至纯至粹的人生快乐。
书中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自然科学内容，其中《天文训》《地形训》《时则训》等集中论述了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和律历学的有关内容，反映了古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在《天文训》中，作者对五星、二十八宿、八风等作了专门研究，对五星的行度、运行周期做了科学测定。篇中还根据北斗星的运行规律，第一次完整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及其理论依据。同时根据对木星的研究，制订了岁星纪年法和干支纪年法，此外，《天文训》还依据对自然现象广泛而细微的观察，研究了自然界中各种物类的感应关系。
《地形训》还记载了东方、东南方、南方、西南方、西方、西北方、北方、东北方和中央等九地的代表. 物产。同时对人们的饮食习惯与其智慧、习性的关系做了探讨，充分反映了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概括能力。此外《淮南子》的《说山训》和《说林训》两篇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格言，这些格言充满了智慧，是对人们长期生活经验的高度提炼。《淮南子》一书文字词意隽永，富于哲理，读来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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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御览》是宋代一部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
据《太宗实录》记载：从太平兴国二年（977）下诏开修，到太平兴国八年（984）完成，共用了七年时间。初名《太平总类》，太宗赵光义为夸示自己好学，曾说：“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而命人日进三卷，备“乙夜之览”， 才诏改今名。
《御览》全书一千卷，分五十五部，这是根据《周易》说的“凡天地之五十有五”，是表明内容包罗万象的意思。今将各部名称列举如下：
天部
时序部
地部
皇王部
偏霸部
皇亲部
州郡部
居处部
封建部
职官部
兵部
人事部
逸民部
宗亲部
礼仪部
乐部
文部
学部
治道部刑法部
释部
道部
仪式部
服章部
服用部
方术部
疾病部
工艺部
器物部
杂物部
舟部
车部
奉使部
四夷部
珍宝部
布帛部
资产部
百谷部
饮食部
火部
休征部
咎征部
神鬼部
妖异部
兽部
羽族部
鳞介部
虫豸部
木部
竹部
果部
菜茹部
香部
药部
百卉部
共五十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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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南朝时期（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逸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全书原八卷，刘峻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轶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风流的极好史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单、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纵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世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等三十六类，（先分上，中，下三卷），每类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有一千二百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由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中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于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人物间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被鲁迅先生称为：“一部名士底的教科书”。
作品目录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亦称《汲冢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
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由于它当时被埋藏于魏安釐王（一说应为魏襄王）的墓里
，所以能够避过秦始皇挟书令导致的焚书运动。它记录了从夏朝到魏襄王（一说应为魏哀王
）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体例属于编年体。竹书纪年又与
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
，可见其史料价值。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
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竹书纪年早在汉代时就已经散佚。西晋初年，河南省汲县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叫不准
（音读“否标”）的盗墓贼，偷偷地掘开一座古墓。墓穴被打开后，由于墓中漆黑，不便寻
找随葬品，他满地一划拉，摸得一把竹片。点着竹片用来照取宝物，并没像他所期待地那样
发现金银财宝，呈现在眼前的是成片成捆的竹片，不准大失所望，因为对他来说这些东西毫
无用处。他在失望之余，非常不甘心，于是，将竹片翻个底朝天，把一些值钱的物品拿了，
随手将竹片扔了。村民们看到被打开的古墓和散落的竹片，便告知官府。来了几个官员，看
到竹片大小一样，上面有字，字迹整齐，数量巨大。于是把竹片拾掇到一起，装了几车运走
。谁知这几车竹片，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惊世骇俗、惊天动地一件大事。这就是《汲冢书》或
《竹书纪年》。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
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40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
，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
。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通过
对竹简的研究，人们发现，原来盗墓贼挖开的墓是战国时代魏王冢，带字的竹片竟是前所未
知的典籍，因它是汲郡人不准在盗墓冢时发现，故这批竹简被称为汲冢书。整理考证期间又
遇上八王之乱等多次政治纷扰，秘书丞卫恒在从事“考正”时际被杀，使整理的进度大受打
击，由卫恒的好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最后负责官员把史书纪录的部份整理好，并将之命名
为《竹书纪年》。起名《竹书纪年》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道理。古时无纸，著书立说，破竹刮
平为简。字写在竹简上。多简编为一书，所以叫竹书。纪年是将史事按年编次，成为史书一
种体裁。此所谓“竹书纪年”就是表明它是一部史书。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
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
》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由于汲冢《竹书纪年》在研究先秦史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书的研究极盛，
今本《竹书纪年》存两卷，许多学者认为是元明时代的人搜辑。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
，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四部丛刊》所收录
的就是这个版本，应是现存最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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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顺治直到乾隆，历代清帝对书画艺术的兴趣浓厚并身体力行，形成了康雍乾三朝书画
逐渐从私家收藏转到内府收藏的局面，通过官员奉献、出资购买、抄家罚没以及承接明代宫
廷留下来的东西，使乾隆时期的宫廷书画收藏达到了鼎盛。
《石渠宝笈》是中国书画著录书，收录的均为清朝宫廷所藏之书画作品。共有三编，由
乾隆皇帝命大臣编纂。
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共四十四卷；
续编成书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共四十册；
三编成书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共二十八函。

收录藏品计有数万件之多。其中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分书画卷、轴、册九类；
每类又分为上下两等，真而精的为上等，记述详细；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记述甚简；
再据其收藏之处，如乾清宫、养心殿、三希堂、重华宫、御书房等，各自成编。全书修编定
稿后，即指定专人以精整的小楷缮写成朱丝栏抄本两套，分函加以保存。一套现存北京故宫
博物院图书馆，一套现存台北。

该书系1556年（明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总督浙江军务时，为防御倭寇，聘请郑若曾等人收集海防有关资料编辑而成的一部沿海军事图籍，初刻于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早、内容详备而又完整的海防军事地形图。
书中内容中含有“舆地全图”、“沿海山沙图”、“沿海郡县图”、“日本岛夷入寇之图”等。由72幅地图组成的“沿海山沙图”，实际上是绘有岛、山、海、河流、沙滩、海岸线、城镇、烽堠等地物符号的沿海地形图。其中广东11幅，福建9幅，浙江21幅，南直隶8幅，山东18幅，辽东5幅。幅幅相连，犹如画卷，一字展开。海中的岛屿礁石，岸上的山情水势，沿岸的港口海湾，沿海的卫、所、墩、台跃然纸上，甚为详备。
书内记述明代抵御倭寇事。以嘉靖时事为主，上溯明初及明以前中日交通情况。首列沿海和日本地图、日本事略，继以分省御倭事宜并列年表、寇踪图谱，再次记述重大战役与遇难者事迹，而终以经略。对于用兵、城守、剿抚、互市等，均有详细记载。附有沿海布防形势及战船、武器等详图。
在众多的海防地图中，当属《筹海图编》最权威，因它是浙江总督胡宗宪牵头完成的抗倭资料，当属政府行为。该地图还反映了在这个海域里，大大小小岛屿的命名都以中国的命名方式进行，凸显了中华命名形、音、意三结合的重要特征。同时，所有的岛屿名称都经过了明朝政府的反复核定，正式确立了最常用的岛屿名称。该图是明朝政府经营管辖沿海岛屿的最原始的地图记录，其中明确地记入了鸡笼山、花瓶山、彭加山、钓鱼屿、橄榄山、黄毛山、赤屿等岛屿，乃是中华海山一道天然的岛屿石链。它们是明朝政府水军防倭御寇必到的海域，也是浙江、福建沿海及台湾民众前往钓鱼岛海域捕鱼的渔场。将钓鱼岛等岛屿名称明确纳入中国福建省界，是中国明朝政府管辖经营中国东海沿海广大海域的重要成就。
此书卷一《沿海山沙图》《福七》、《福八》两幅图（见右图21）内，上排自有至左第五岛“鸡笼山”起，依次有彭加山、钓鱼屿（钓鱼岛）、花瓶山、黄毛山、橄榄山、赤屿等岛屿。说明明朝抗倭最高军事长官的胡宗宪，已经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中国海防区域。
“沿海山沙图”中所标示的岛屿，从广东到鸭绿江口的沿海画面，由陆及海，陆下海上，从南到北，连绵不绝，只对中国的岛屿予以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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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汉时期的一本政论性散文集。由西汉桓宽所著。
汉武帝时为了掌握全国经济命脉，从经济上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抗御匈奴的军事侵扰，打击地方割据势力，推行了以桑弘羊为主所制定的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及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一系列重大财经政策。这些经济措施，虽然适应了当时巩固西汉王朝政权的需要，为西汉王朝奠立了坚实的财政经济基础，但是，却也给农业生产、中小工商业和群众生活带来了某些不便与困难，特别是剥夺了地方诸侯和富商大贾的既得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于是盐铁官营、酒类专卖等问题，就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大事。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60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30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盐铁论》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记述了会议正式辩论的经过及双方的主要观点。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写会后双方对匈奴的外交策略、法制等问题的争论要点。最后一篇是后序。
《盐铁论》是研究西汉经济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由于《史记》对桑弘羊的记述不够完备，《汉书》又未立专传。《盐铁论》因有桑弘羊的对话，可补此不足。盐铁论》的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另外《盐铁论》采用对话体的写法，并且各篇之间互相联系，在古代散文作品中是很少见的。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它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书中提出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