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人说有急事求见太祖。太祖急忙召见他，他所奏报的是寻常的事罢了。太祖大怒，责问那位大臣（说有急事的）原因，（大 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柄打他的嘴，竟然打掉两颗牙齿（皇帝下手也真够没轻没重的）。这位老兄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拾起牙齿揣在怀里（也够淡定哥的）。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以此为证据）告我不成？”这位淡定哥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 过）自然有史官如实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既恐惧又从心里佩服，赐给他金银绵帛慰劳他。
原文见於宋代司马光所着《涑水纪闻》：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归田录》是宋代欧阳修所撰一部笔记。 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多是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
欧阳修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王明清在《挥尘三录》则评述此书写道：“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于市者，因尽删去之处。又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可见该书让神宗皇帝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欧阳修引领当时文坛之风，文笔鲜活风趣，所记故事精妙。开篇就是那个“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读者无不开心称快：
宋太祖赵匡胤初次去相国寺视察，在佛像前烧香时，突然犹豫不决，问左右众多陪同领导视察的大小官员、僧人：“寡人应该下跪去拜呢？还是不拜？”
御前奏对，讲究的是揣摩圣意。揣摩圣意，靠的是平时积累。宋太祖开国之君，黄袍加身坐稳皇帝不易，自然不愿意给他人下跪。
此刻一个叫赞宁的僧录（中央最高僧官）抢答了：“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这个叫赞宁的马匹精真可以上“千年马屁榜首”了。
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涵盖了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全部内容。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刊行的两部古典文献大丛书。因此，许多的图书馆里都备有这两部书。但由于卷次浩繁，借阅、查阅都非常不易。有了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后，这些困扰都将不成为问题了。那么这两部丛书究竟异性何在，下面我们就粗浅地予以解读。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２０年开始印售的。四部，指旧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部。编印之始，有用文言写的《印行四部丛刊启》，谈了这部书的“七善”（七种好处）。大意如下：
一是，印的都是“四部”中常见常用的。
二是，保存古书原本，不加剪裁。
三是，用善本作底本。
四是，善本聚在一起。
五是，用石印法影印，缩小开本，册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庋藏又保存中国古书字大悦目的优点。
六是，版型纸色画一，便于插架。
七是，价廉，分期出，分期交款，有预约。
第七点讲的是出版发行的事，其余六点，其实可以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讲的是有关内容的问题；其余讲的都是用石印法缩小尺寸影印一大批善本古书的问题。可见，印《丛刊》的指导思想有二：印四部常见常用书，影印善本。
影印古书这并非新发明。中国的古书原来都是用木版刻印的。所谓影印，原来指把原书（不管是写本还是刻本）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刻得好的，几可乱真。
大规模用石印法影印古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包括《丛刊》在内的商务影印古书，都是由张菊生（元济）先生主持的。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有对古书善本的爱好，所以，在印《丛刊》时，虽然有两项方针，可常把着眼点放在影印善本上面。
《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初编》）自１９１９年创议开编，１９２２年完成。其中包括影印的古书三百二十三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列入，后单行），计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分订三十二开本线装两千一百册。在我国影印古书史上，这样快的速度实属空前。也是我们当代出版者至今还瞠乎其后的。１９２６年，商务重印《初编》，至１９２９年完成。这次再版，进一步贯彻了重视善本的原则，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还是三百二十三部，可是增加到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两千一百一十二册。现在讲的《初编》，一般以再版本为准。１９３６年又出了一种１６开报纸印上下两叶的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一般图书馆爱买来作开架阅览，供查阅用。
《初编》所收书，大致都是学习古典文献的常见常用书，可是，着重版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当时多数善本还归私有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作了极大的努力，四出借照。《丛刊》影印的第一流善本相当多。例如经部的《孟子》赵岐注，用原藏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的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宋元递修本，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书目》著录，当时在铁琴铜剑楼，号称北宋刊本，虽然不确，却极为名贵；集部的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镇库之宝，群碧楼即由前两书取名。像这些第一流的版本，《丛刊》中屡见。有的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属于当时能得到的第一流版本了。例如《白氏文集》，当时编者没有见到宋绍兴本，可不取明兰雪堂铜活字本和郭武定本，而毅然采用日本那波道圆木活字本，确有卓见。这个本子出于朝鲜木刻整版本，木刻整版本又出于朝鲜铜活字本，分四个单元，比较接近白集的原始面貌，和绍兴本的诗文分编大不相同，后来虽然影印了绍兴本，可《丛刊》这个本子还是不能轻视的，它更接近元、白二氏原编祖本。可惜未能影印朝鲜铜活字本，是个遗憾。当然，也有因片面追求稀见版本而产生问题的。例如，《花间集》现在能见到的两个宋本当时都在私人秘藏中，《丛刊》无法影印。此外最好的刻本要推明陆元大本；因为陆本传世较多，所以，《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刊本。这个本子出于陆本而讹错多，又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常用书，当时旧书肆常见，所以《丛刊》不收，而收少见的《唐诗纪事》和《诗话总龟》。总之，从优缺点两方面看，都可看出《丛刊》重稀见善本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丛刊》的《续编》和《三编》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续编》刊行于１９３４年，八十一种，五百册。《三编》刊行于１９３５年，七十三种，五百册。在这两套书里，只重善本，至于是否常见常用书，有时也就顾不得了。不过，经《续编》《三编》这么一发挥，倒真影印了许多稀见善本。大部头的如《三编》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初编》原说部头太大不印的，《三编》还是看在远从日本搞来的宋版胶片来之不易，一横心，印了。《续编》中的《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据进呈钞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手稿本影印。也是一时盛事。再如部头小的，如宋张师正《括异志》，一向只靠影宋明钞本传其一脉，要没有《续编》影印，这部书的十卷全本，现在就只能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去找。
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竞争的老对手。他们在教科书方面的激烈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出版史实。此外，往往商务有什么，中华就搞什么：商务有《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杂志》；有了商务函授学社，接着就有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等等。商务出了《丛刊》，中华当然得出一部与其相抗衡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备要》。中华在善本藏书方面没有涵芬楼等凭借，《丛刊》珠玉在前，当时善本已被它网罗殆尽，因此，只能另辟溪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又仗着自己手中有一套从杭州丁氏那里买来的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１９２４年就开始分集地出《四部备要》了。《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自１９２４—１９３１年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线装分订二千五百册。１９３５年，又印行洋装十六开点句本。１９３６年再版并出缩印本，内容与初版相同。
《备要》全部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在当时的活字铅印书中，是非常精美的。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带注为主。阅读古典文献的人，如果不讲究版本，《备要》就比《丛刊》得用。例如《备要》的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算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读经的基本资料就全了。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这是《丛刊》所忽略的。集部采用了许多清代名注，例如，《王右丞集》用赵殿成注，《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也用王琦注。这些虽是当时容易得到的书，可是《备要》收了，就比《丛刊》所收无注的《王右丞集》和杨、萧注的《李太白诗集》（《丛刊》用的郭云鹏本，还是个删节得很差的简本），还有前面提过的不带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多了。《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丛刊》多，且有系统。拿词集来说，《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形成有系统的一套，足以应付一般读词需要。
是不是《备要》在实用方面都比《丛刊》强呢？也不一定。今天看来，《丛刊》是中国近现代一部最大的影印古典文献丛书。《备要》则是一部较全的排印常用古典文献书籍的丛书。它们各有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但不能彼此取代。如果认为，有了《丛刊》就可以不用《备要》，或者反之，那都是片面的。前面已经说过，《丛刊》的实用性不如《备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问题却需要从另一角度辩证地来看了。《丛刊》影印了许多古书，其中很值得印的起码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影印，能选择的最佳底本，恐怕也就是《丛刊》所选的某些本子了。所以，对搞古典文献的人说，《丛刊》将要显得越来越有用。《备要》不如《丛刊》的版本价值大；后来的洋装本虽然点了句，也是旧式句读。中华和商务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下，用较快的速度出版整套的在当时算是价廉物美的大丛书，津逮学人数十年，爰及今日，微波尚传。这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今人颇为值得学习借鉴的。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南宋汉族诗话集。胡仔编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四十卷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以后简称《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所言大致不差。
胡仔（生卒年不详），字元任，号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父胡舜陟著有《三山老人语录》，《苕溪渔隐丛话》多加称引。胡仔以父荫入仕，曾任常州晋陵知县。约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胡仔退隐吴兴苕溪；后复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漕幕，乾道初再次归隐苕溪。胡仔一生蹭蹬仕途，著书自娱，以终天年。
《淮海集》是文学家秦观的诗文别集。现在所保存的宋本，最早、最完整的是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军所刻的《淮海集》四十卷、《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共四十九卷。此本有乾道九年癸巳（1173）林机所作《淮海居士文订后序》，称此书系王定国任高邮军的长官时，据当地原藏《淮海文集》“搜访遗逸，咀华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库。”秦观的散文确实具有很高的成就，在北宋文坛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三十岁时，与苏轼结交。苏轼对其诗文十分赞赏，并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十分喜爱。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蔡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以苏轼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科，向皇帝进献策论三十篇。后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元年（1094），复行新法，贬斥旧党，秦观也被作为党人调任杭州通判。尚未抵任，又以“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贬监处州酒税。罢职，郴徙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对旧党一度采取宽大态度。秦观于此年北返，至藤州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但徽宗不久又严厉打击旧党，秦观文集亦于崇宁二年（1130）被禁。
元丰八年所编的《淮海闲居集》，只有秦观自己的诗一百十二篇，文四十九篇；乾道年间重编时，若仅以此本为基础，恐不能突然增加至七百二十篇。所以，四十卷本的《淮海集》大概在乾道以前已经编成，王定国等人只是对它的加以校阅，并增加了《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而已。宋徽宋时所禁之秦观文集，可能就是这部四十卷本的《淮海集》。
《剑南诗稿》是陆游诗词全集，共八十五卷，收录诗词九千三百四四首，他生当金兵入侵之时，中年到过南郑前线,抗金与收复失地是他诗歌中的主旋律。为纪念在川、陕的军旅生活，他把诗集命名为《剑南诗稿》。陆游一生创作诗歌很多，今存九千多首。其中《关山月》、《书愤》、《农家叹》、《示儿》等篇均为世人传育的佳作。他的诗抒发政治抱负，反映人民疾苦，批判南宋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风格雄浑豪放，表现出渴望恢复国家统一的强烈爱国热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陆游诗歌创作的基本特征是现实主义，兼有浪漫主义色彩。他的诗，意境高远、气魄宏大；色彩瑰丽，姿态万千。后世许多爱国进步之士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力量。
陆游生活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蒙受苦难与耻辱的时代，也是一个爱国精神高涨的时代。爱国精神贯穿陆游的一生，反映在他平时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成为《剑南诗稿》的重大主题和题材。爱国精神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如此全面、广阔、强烈、深刻，这是同时代其他诗人不可企及的。他那些具有“拥马横戈”、“气吞残虏”英雄气概的作品，更是独开生面。陆游诗歌爱国精神也表现在他的山水诗中。他笔挟山水，驱驾风雷，唱出了当时抗战救国的最强音。
《明夷待访录》诞生于明清之际，著者是我国近古代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家、爱国者黄宗羲。这是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部具有启蒙性质的批判君主专制的名著。“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辞有日：“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谓“明夷”指有智慧的人处在患难地位“，“待访”,等待后代明君来采访采纳。该书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总结了秦汉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教训，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等一系列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民主观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质和民主色彩，被梁启超称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
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明儒学案》是一部系统总结和记述明代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及其流派的学术史著作。全书一共62卷。《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端发展为主线，首篇《师说》提纲挈领全书。全书一共记载了有明一代210位学者。《师说》总纲之后，分别列出了十七个学案，大致依据时间先后推移次序和学术流派传承关系。每个学案都有较为固定的结构，拥有案序，传和语录；其中案序为概说该学派之基本情况，诸如该派的主要学术观点，主要代表人物，与其他学派的关系等等，传即是学者传记，语录即是收录该派名言至理并附有评论。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康熙十五年（1676年）计62卷。广采明代诸儒文集、语录，根据各家宗旨，分宗立派，著成此书。
《明儒学案》以王守仁心学发展演变为主线，全面系统地反映出明代学术发展的全貌。明代前期，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但是，随着明代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维护传统伦理纲常的理学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逐渐趋于保守和沉寂。与此同时，一些有识之士不满于思想界的僵局，开始脱离正宗理学的束缚，酝酿着新的学术思想。到明代中叶，王守仁建立起心学理论体系，取代程朱理学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后来心学体系逐渐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流派。黄宗羲著《明儒学案》，准确地把握了明代心学酝酿、形成、繁荣和分化的轨迹，揭示出明代学术发展的主线。
后记：
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宗羲完成《明儒学案》后开始整理《宋元学案》，然仅成17卷并序而卒，其子黄百家续作，又成8卷，后由弟子全祖望、杨开沅、顾諟等于乾隆十二年至二十年（1747年—1755年）补述，全祖望于逝世前一年完成，未刊刻而卒，后底稿归勤县卢氏抱经堂的门人卢镐（月船）保管，残本归宿愿蒋氏。宗羲六世孙黄征乂、七世孙黄直垕又补充为86卷，道光年间流入浙江学政陈少宗手。光绪五年（1879年）张汝霖再次主导，翻刻于长沙，成通行的100卷《宋元学案》，从草创到成书、刊印、通行，前后历经200余年。
《宋元学案》是了解和研究我国宋元时代学术思想史的必读参考书，书中全面而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学派源流，介绍了各派的学说思想并略加论断，收录范围广，着作选录多，史料考证精，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宗派门户之见，注意到各家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