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第一种境界形象概括了学者入门前茫然无序，不知所措，求学无门的迷惑、彷徨和痛苦。
第二种境界是说他们孜孜以求、坚持不懈、叩打学门时上下求索，以勤为径泛舟于学海，成为学有所成之士。
第三种境界是指读书的收获。在读书的道路上终于功夫到家，学问灵犀相通，达到炉火纯青畅游学海，闲庭信步，怡然自乐的境界。
9月3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先于G20峰会前期召开的B20峰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用到了“轻关易道，通商宽农。”
“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出自《国语·晋语四》：轻关，轻其税也；易道，除盗贼也；通商，利商旅促贸易；宽农，宽其政不夺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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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主席在演讲时指出，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那么这句话放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之下又有何新意呢？
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增速放缓，但是增速下降更快的是全球贸易，一些国家开始出现贸易保护主义的趋势。然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全球贸易更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利益。“轻关易道，通商宽农。”在当今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就显得更加有意义。
轻关，就是构建更公平更有利于促进全球贸易开展的关税体系。
易道，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除匪盗，“索马里”海盗这样的小角色影响不了全球贸易的大趋势，易道更应该意为消除贸易壁垒，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通商，就是巩固多边贸易体制，构建更加自由开放的国际市场。
宽农，绝不会再是简单局限于农业，在这里应该是呼吁准确判断全球经济发展趋势，选择更正确的政策来应对，共同营造更大市场和空间，重振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
李汉超在关南任职巡检使抵御契丹期间，有人告他强娶民女为妾和借钱不还，宋太祖召见上告之人并宴请他，席间问道：“你女儿可嫁什么人？”那人回答说：“嫁给农民家。”宋太祖又问：“李汉超没到关南时，契丹怎么样？”那人回答说：“我们每年都苦于契丹的劫掠。”宋太祖又问：“你们现在又怎么样呢？”那人回答说：“没有契丹的劫掠了。”宋太祖说：“李汉超是我的重臣，你女儿做他的妾不强于当农妇吗？若使李汉超不守关南，谁能保全你家财和子女？汉超从你那里所取的和契丹相比那个更多？”。上告人心悦诚服地告辞离开。
宋太祖又使人告诉李汉超说：“你缺钱为何不告诉我，而向百姓索取？你赶紧归还民女和所借之钱，他们自会感你恩德”，同时赏赐汉超数百两银子。汉超此刻已感动得流下眼泪，发誓要以死相报宋太祖。
李汉超善抚士卒，能与士卒同甘共苦，去世时军中士卒都为他流泪。他在关南任职十七年间，政治稳定、断案合理，深受官吏和百姓们的爱戴，纷纷到朝廷请求为李汉超立碑颂德。宋太祖召率更令徐铉撰写碑文记之。
原文出自欧阳修《归田录》：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二字一作对)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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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荒本草》是我国明代早期（公元十五世纪初叶）的一部植物图谱，它描述植物形态，展示了我国当时经济植物分类的概况。它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以救荒为宗旨的农学、植物学专著书·中对植物资源的利用、加工炮制等方面也作了全面的总结。对我国植物学、农学、医药学等科学的发展都有一定影响。
《救荒本草》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刊刻于开封，明代朱橚（1360-1425）编写。朱橚是明太祖第五子，封周王，死后谥定，所以《明史·艺文志》对这部书题"周定王撰"。《救荒本草》是一部专讲地方性植物并结合食用方面以救荒为主的植物志。全书分上、下两卷。记载植物414种，每种都配有精美的木刻插图。其中出自历代本草的有138种，新增276种。从分类上分为：草类245种、木类80种、米谷类20种、果类23种、菜类46种，按部编目。
同时又按可食部位在各部之下进一步分为叶可食、根可食、实可食等，计有：叶可食237种、实可食61种、叶及实皆可食43种；根可食28种、根叶可食16种、根及实皆可食五种、根笋可食三种、根及花可食二种，花可食五种、花叶可食五种、花叶及实皆可食二种、叶皮及实皆可食二种；茎可食三种、笋可食一种、笋及实皆可食一种。其中草本野生谷物，归入种实可食部的稗子、雀麦、薏苡〔yiyi义以〕仁、莠草子、野黍、燕麦等都是禾本科植物；米谷部的野豌豆、山扁豆、胡豆、蚕豆、山绿豆都是豆科植物。同类排在一起，既方便于识别，也反映了它们之间有相近的亲缘关系。
《救荒本草》新增的植物，除开封本地的食用植物外，还有接近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太行山、嵩山的辉县、新郑、中牟、密县等地的植物。在这些植物中，除米谷、豆类、瓜果、蔬菜等供日常食用的以外，还记载了一些须经过加工处理才能食用的有毒植物，以便荒年时借以充饥。作者对采集的许多植物不但绘了图，而且描述了形态、生长环境，以及加工处理烹调方法等。李濂在《〈救荒本草〉序》中说："或遇荒岁，按图而求之，随地皆有，无艰得者，苟如法采食，可以活命，是书也有助于民生大矣。
朱橚撰《救荒本草》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把所采集的野生植物先在园里进行种植，仔细观察，取得可靠资料。因此，这部书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
雍正皇帝是个颇具矛盾性格的人，自打他坐上龙椅那天起，在位十三年里就没消停过。一方面埋头当工作狂，加班加点地批折子“朕知道了”；另一方面抽空还在园子里穿各色奇装异服玩自拍，还专注于炼丹药，差点成了“化学家”。
其实他内心对汉人，特别是读书人心里总是感到膈应，总觉得他们在嘀嘀咕咕说他坏话，说满人的坏话。上述行为不妨当作是一种心理排遣吧。于是乎，他披肝沥胆掏心掏肺地写了一部奇书叫《大义觉迷录》，要跟这帮汉人摆事实讲道理。
书里主要意思就是“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
第二点就是论证了满清的正统性，提出了“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宣称满清政权是上天赋予的，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书写完后，雍正皇帝明令将《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简直就是那会儿的“红宝书”。
要说这雍正帝气性也大了点，丹药吃得猛了点，正值壮年就驾崩了。
别看刚刚即位的乾隆皇上虽然年轻，可看穿江湖的眼力比他老爸毒得多。登基不久立马下诏禁毁《大义觉迷录》，已颁行者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罪之。从此《大义觉迷录》在其后一个多世纪中成为禁书，极少流传。这里的道道是什么？
这世上有些事儿不说比说要高明得多；少说比多说要保险得多；只做不说就更nice了。
大学生过去被叫作“读书人”。他们起码要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基本知识，也要明白“要往哪里去”的目标。古籍经典里有什么，其中浓缩了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精华，通过阅读古籍经典就是要解决大学生（不论文理科）的这些疑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用人类、民族文明中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一个健康、健全发展的人。现在电视和手机屏幕上到处都是“戏说”，许多年轻人以为那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这个民族就是那样走过来的。
教育工作者为什么要如此热衷于鼓励“经典阅读”？“经典”是时代、民族文化的结晶。人类文明的成果，就是通过经典的阅读而代代相传的。当这个民族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常常可以到这样的经典那里吸取精神的养料，然后面对自己所要面对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几部经典，可以说家喻户晓，渗透到一个民族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就文学经典而言，英国的莎士比亚，俄国的普希金、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等等，都是进入国民基础教育，扎根在青少年心上，成为他们民族年轻一代的精神的“底子”的。具体到我们中国大学甚至中学至少应该开设四门基本经典的选修课：《论语》、《庄子》选读，唐诗选读，《红楼梦》选读，鲁迅作品选读。——当然，究竟哪些是我们 民族“精神源泉的经典”，这样的经典阅读，实在是民族精神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应该认真对待的。
在当下在青少年中提倡经典阅读，还有某种迫切性。青少年时期，读不读书，读什么书，都不是小问题。现在我们这两方面都出了问题。首先是不读书：一方面是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除了课本和应考复习资料以外，没有时间、精力，也无兴趣 读其他任何“与考试无关”的书，老师、家长也不鼓励读；另一方面，如果有一点课余时间也耗在影视和网络阅读上。我们并不反对古装影视作品和网络作品，毕竟它们提供了阅读新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其明显的愉悦性对青少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这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至少削弱以至取消了深度阅读和个性化阅读，因此如果以影视、网络作品代替经典传统文字阅读，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这里还有一个读什么书的问题。
让文字阅读，特别使古籍经典阅读成为年青人的生活乐趣，这点非常重要。通过文字阅读，形成不同个体在各自头脑中的不同形象或影像，这大大丰富了人类抽象思维到形象思维的转换能力和差异性思辨能力。这远比电视和手机强制推送给读者的视频影像要有益有趣的多。
近年来，各种媒体经常讨论到一个或许是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价值理想重建，信仰重建”的问题。很多青少年都为自己信仰的缺失， 生活失去目标，人生动力不足而感到困惑。其实用鲁迅的话作回答：不要去找什么“导师”，要自己“联合起来”，寻找自己的路”。首先是信仰、价值理想，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而是要有丰厚的文化基础。这就要趁年轻，在校学习时间充分，精神集中，大量读书，特别是古今中外的经典， 以吸取最广泛的精神资源，吸收得愈多愈广，精神底气愈足，就愈能在独立的选择、消化、融会、创造中建立起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此外就是为自己确立基本的人生理想、目标，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阅读经典，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更是要从中吸取精神资源；经典的选择与阅读，必须有开阔的视野，不仅要读古代经典，还要读当代经典；不仅要读中国经典，而且要读外国经典；不仅要读西方经典，还要读东方国家的经典；不仅要读文学经典，还要读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经典等等，绝不能将任何一个经典绝对化，神圣化，吊死在一棵树上。在阅读经典的同时，还要阅读生活这部“大书”，关心、参与现实 生活的创造，在生活实践中加深对经典的理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不要为读经典而读经典，目的是要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我们是为了“树人”而阅读经典。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全文数据库系统涵盖了中华民族自文明初启直至清末全部的精华内容，图书馆拥有了这些全文数字化精选珍本古籍，可以为师生们提供最便捷的阅读方法和手段。我们可能无法通读每篇文章，但选读部分感兴趣的也会受益匪浅。
按照古籍分类《书同文古籍数据库》大致涵盖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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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西水法》是一部介绍西方水利科学的重要著作，由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讲授，徐光启根据笔记整理，并结合中国的水利机械情况经过实验后，编译成书。《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称“是书皆记取水蓄水之法。”
第一卷为龙尾车，用挈江河之水；
第二卷为玉衡车，用挈井泉之水；
第三卷为水库记，用蓄雨雪之水；
第四卷为水法附余，讲寻泉作井之法，并附以疗病之水；
第五卷为水法或问，备言水性；
第六卷为诸器之图式。
总目又对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进行了比较，对水利学作了较高的评价。明确指出：“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尤切于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固讲水利者所必资也。”
《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大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是十七世纪中叶中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对后世影响巨大。该书是一经年累月、积金琢玉撰成的大型学术札记，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以明道、救世为宗旨，囊括了作者全部学术、政治思想，遍布经世、警世内涵。
顾氏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其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自言“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该书影响深远，确如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评价，“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
《日知录》内容宏富，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日知录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其中不少名言警句，传诵千古，如“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如“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慷慨激昂，更是激励着一代代中国士庶。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
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则将全书分作十五类，谓：“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
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为清代陈伦炯撰。伦炯字资斋，同安人。其父陈昂，康熙二十一年随靖海侯施烺平定台湾。施烺又使搜捕馀党，出入东西洋五年。叙功授职，官至广东副都统。（按：副都统为满洲额缺，陈昂得此官，实为特典。）
陈伦炯从小跟随父亲，熟闻海道形势，后及袭父荫。陈伦炯在康熙皇帝身边侍卫，当康熙皇帝突然问到一些外夷情况，他对答如流，地图所标示的完全吻合。康熙帝因此对陈伦炯很是赏识，由此开始仕途，历任澎湖副将、台湾镇总兵官，后又转任广东高雷廉、江南崇明、狼山诸镇，又为浙江宁波水师提督之职。其任所皆沿海之地，后以平生所闻所见，著成此书。书分上下两卷：
上卷记八篇：
下卷图六幅：
《四库全书》此书提要记述：
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蕃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徵。
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其《南澳气记》中称万里长沙者，即《列子》所谓归墟，《庄子》所谓尾闾，《抱朴子》所谓沃焦，《宋史·琉球传》所谓落漈。但诸书皆言注之不盈，伦炯则推以潮长而此溜落，潮落而此溜长，知水自上入，仍自下出。其言确切近理，足以决千古耳食之疑。又史称舟落漈者一去不返，伦炯则谓乘潮长之时求出，则外高内下，反不得出。如潮落乘南风棹船，尚可出。雍正丙午，有闽船落漈者，果如其说得还。此语亦前人所未发。惟所记七洲洋带箭鸟，谓由郑和呼鸟插箭为记，以导海舶。又记暹罗鬼与郑和斗法，夜建寺塔，今尚在焉。则蕃俗信鬼，有此附会之谈。伦炯不为辨正，是亦少疏。然是书主於记海道，不主於考故实，彼国既有此说，据而录之，固亦无害宏旨尔。
此书下卷内附的《四海总图》，是现在能见到的世界上第一幅关于南海诸岛的地图，并首次把南海诸岛分为四个群岛，且明确标绘有四大群岛的地名和位置。当时称东沙群岛为“气沙头”，西沙群岛为“七洲洋”，南沙群岛为“石塘”，又称“千里石塘”也称“万里长沙”。
《海国闻见录》尽管作于雍正八年，但当时并没有印刷出版，直到乾隆八年，在时任浙江巡抚的纳兰常安亲自校注和极力推动下才印刷出版并撰写了序言，这也是为什么史料记载《海国闻见录》最早的版本是乾隆九年（1744）的原因。
回顾民国三十六年著名地理学家郑资约编著的《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在“史之回顾”篇，对南海的观点论述，如今情形果如其当年预见：
南沙群岛，距我琼崖远在五○○海浬以外，海南渔人来岛捕鱼者少，且亦只一年一次来往；反之，西距安南较近，正西直距西贡仅二八三浬，故法人垂涎已久。前于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向我交涉西沙之时，即同时实行占领南沙群岛中之各较大岛屿，而后于该年八月正式向世界宣布占领。当时法报所称：“在安南与菲律宾群岛间有一群之珊瑚岛，浮沙暗礁，错杂其间，航行者视为畏途，不敢轻近，惟其处亦有草林繁生之地，琼崖之中国人有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者。一八六七年，法国水路调查船莱芙尔满号曾到北区测量制图。一九三○年炮舰玛利休兹号正式占领丹伯特岛，一九三三年四月报告舰亚斯脱洛拉卜号及亚列尔特号复与调查舰达勒逊号访丹伯特岛。揭法国国旗，当时岛中住有华人三名。……四月七日亚斯脱洛拉卜号又占领安布哇岛，其地无住人。……四月十日占领地萨尔（注一）与依秋伯（注二），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复有奉祀神人之像。……四月十一日占领洛依塔（注三）。……四月十二日占领西杜与多几尔。……各该岛情形，大率相同。地萨尔与多几尔两岛，有由琼州渡来之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而将龟肉与龟蛋转运以去。”同时电通社东京八月九日电又谓：“东经百十余度的海上除法政府宣告获得先占权之六岛外，尚有二子岛、西青岛、及南子岛等三岛。”是即举世所知法国占我南海九岛之事。
当时马尼拉电云：“岛中仅有少数海南渔民居住，海南岛渔船亦常有往来。”
我政府知之，曾向法政府提出严重之抗议，盖既称有琼崖的中国人住于该群岛以从事渔业，又谓当时岛中住有华人三名，又谓其地有树叶搭盖之屋，有奉祀神人之像，又谓有由琼州渡来的华人居住，每年有帆船载食品来岛供华人食用。是九岛者早有华人居住，并非无主之岛，法人已代我证明矣。依照国际公法与惯例，凡新发现之岛屿，其住民系何国民，即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今该群岛中全为华人，其主权应属于我，自无置辩之余地矣。然事久拖不决，至二十八年，日人进据西沙，顺势兼并南沙，驱逐法人，于该年四月九日以官报正式发表占领，改名为“新南群岛”，并东沙西沙皆划归台湾总督管辖，而隶高雄县下。后亦于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投降退出。
抗战中，日人对于两群岛之建设更多，规模亦颇宏大，类皆铁筋洋灰工程，曾利用为榆林军港之前哨，停泊鱼雷潜艇，发挥极大效用。投降退出后，我政府于三十五年底由内政部会同海军部派舰前往接收，海部驻海军于西沙之永兴岛、南沙之太平岛，内部于二岛上重建国碑，重测详图而归（注四），政权则仍划属广东省府。现岛上设有气象所、无线电台，与内地呼应灵便，从此南海各岛重返祖国。追思过去，各岛所以屡启外人觊觎者，其主要原因，即以毫无居民，无论外敌之来，抵御无人，即交涉勃起，亦感争论无据。今既收复，其能否稳固，端赖国防。国防之建设多端，人口国防吾人认为乃刻不容缓之急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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