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询典 引经据典来寻找时事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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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史学名著,著者为南宋徐梦莘,全书二百五十卷,采编年体例。“三朝”,指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宋高宗赵构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故称为“北盟会编”。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因此,作者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凡是“事涉北盟者”,兼收并蓄,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征引的文献达二百多种,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他对史料的引用虽有删节,但对史料则没有改动。这就使得后人在研究这一段历史时,能够得到许多保存了本来面目的材料,可以从中引出自己的结论。

        徐梦莘(1126~1207),字商老,临江(江西清江)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进士。生于靖康元年(1126 年),这一年金军攻陷宋都开封,次年虏徽宗、钦宗北去,北宋灭亡。再过两年,金军一度南下江西,徐梦莘的母亲背负他南逃,才幸免于难。国恨家仇,对徐梦莘是极大的刺激,也是促使他编纂《会编》的原因。

       《会编》始修于何时,不得而知;成于光宗绍熙五年(1194 年),当时徐梦莘已经六十九岁,可见他编修此书,曾经过长时间的搜集材料过程,实在倾毕生精力撰著此书。《会编》修成以后,他又把后来搜集到的补充材料编为《北盟集补》五十卷,但没有留传下来。

      《会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不但是因为它引用的材料十分丰富,并且其中相当一部分的原本今天已经失传了,还因为它保存了这些材料的原来面目,没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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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初期著名政治家赵普为太祖出谋划策,发动兵变,拥立太祖赵匡胤,被任命为宰相。宋太祖死后,赵匡义当皇帝,别人认为赵普一生只读《论语》,不学无术,当宰相不恰当。赵匡义问是不是,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这段故事并未载于正史,查阅史书,有下面记述可以评估一下赵普是不是活学活用了《论语》,有没有当宰相的本事。

杯酒释兵权
      太祖既得天下,诛李筠、李重进,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何如?”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勿复言,吾已喻矣。”
顷之,上因晚朝,与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酒酣,上屏左右谓曰:“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之,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惶恐起,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不然。汝曹虽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唯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涂。”上曰:“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皆再拜谢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称疾,请解军权。

力荐能臣
      太祖时,尝有群臣立功,当迁官。上素嫌其人,不与,赵普坚以为请。上怒曰:“朕固不为迁官,将若何?”普曰:“刑以惩恶,赏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赏者,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也,岂得以喜怒专之?”上怒甚,起,普亦随之;上入宫,普立于宫门,久之不去。上寤,乃可其奏。

 

力谏太祖勿授兵权
      太祖欲使符彦卿典兵,赵韩王(普)屡谏,以谓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兵柄,上不听。《宣》已出,韩王复怀之请见,上迎谓之曰:“岂非以符彦卿事邪?”对曰:“非也。”因别以事奏,既罢,乃出彦卿《宣》进之。上曰:“果然。《宣》何以复在卿所?”韩王曰:“臣托以处分之语有未备者,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悔。”上曰:“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能负朕邪?”韩王曰:“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上默然,遂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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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脱(也称托克托)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
        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1343)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认为它不但超过了《宋史》、《辽史》,还比《元史》高出一筹。《金史》编得好,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

        学者们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

         与辽相比,金代修史制度要完善得多。有记注院,掌修起居注;秘书监设有著作局,掌修日历;还有国史院,掌修实录和国史。其实录编修最为完备,太祖以下除卫绍王、金哀宗之外,均有实录;除此之外,还有记载金朝先世的《先朝实录》3卷;生前未称帝,死后追加尊号的世宗生父睿宗、章宗生父显宗也都有实录;此外还修有国史,包括皇帝本纪及功臣列传;金宣宗时,因害怕蒙古军的再次进犯,金由中都(今北京)迁往开封,这些历史文献也随之携至汴京。汴京被蒙古军攻克之后,当时依附于蒙古,并参与了攻汴战斗的汉族地主军阀张柔颇具远见,在其他蒙军将士争抢金帛财宝时,他却来到金史馆,将金朝实录及其他秘府图书运回了家中。这些图书文献在中统二年(1261年)被献之于朝廷。
            修《金史》“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还有金朝末年两位学者的著述,即刘祁的《归潜志》和元好问的《壬辰杂编》。正因为元末《金史》的成书经营很久,同《宋史》、《辽史》的仓促成书不同,所以有高下之分。《四库全书总目》中赞扬《金史》说:“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瞻而不芜,在三史之中,独为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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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太祖曾经有一次在后园里打鸟雀,有人说有急事求见太祖。太祖急忙召见他,他所奏报的是寻常的事罢了。太祖大怒,责问那位大臣(说有急事的)原因,(大 臣)回答:“我以为(这些事)要比打鸟雀重要。”皇上更加恼怒,用柱子上的斧子柄打他的嘴,竟然打掉两颗牙齿(皇帝下手也真够没轻没重的)。这位老兄不紧不慢地从地上拾起牙齿揣在怀里(也够淡定哥的)。太祖骂道:“你把牙齿放在怀里是想(以此为证据)告我不成?”这位淡定哥大臣回答道:“我不能控告陛下,(不 过)自然有史官如实记下此事。”太祖听了既恐惧又从心里佩服,赐给他金银绵帛慰劳他。

原文见於宋代司马光所着《涑水纪闻》: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园,有某臣称有急事请见,太祖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其故,对曰:“臣以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柱斧柄撞其口,堕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邪?”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上既惧又说,赐金帛慰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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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田录》是宋代欧阳修所撰一部笔记。 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多记朝廷轶事及士大夫谈谐之言,大多是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


       欧阳修自序“《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

 

      王明清在《挥尘三录》则评述此书写道:“欧阳公《归田录》初成未出,而序先传,神宗见之,遽命中使宣取。时公已致仕在颍州,因其间所记有未欲广布于市者,因尽删去之处。又恶太少,则杂记戏笑不急之事,以充满其卷帙,既缮写进入,而旧本亦不敢存”。可见该书让神宗皇帝感到了深深的不安。

       欧阳修引领当时文坛之风,文笔鲜活风趣,所记故事精妙。开篇就是那个“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读者无不开心称快:

宋太祖赵匡胤初次去相国寺视察,在佛像前烧香时,突然犹豫不决,问左右众多陪同领导视察的大小官员、僧人:“寡人应该下跪去拜呢?还是不拜?”

       御前奏对,讲究的是揣摩圣意。揣摩圣意,靠的是平时积累。宋太祖开国之君,黄袍加身坐稳皇帝不易,自然不愿意给他人下跪。
此刻一个叫赞宁的僧录(中央最高僧官)抢答了:“见在佛不拜过去佛。”


这个叫赞宁的马匹精真可以上“千年马屁榜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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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涵盖了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全部内容。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刊行的两部古典文献大丛书。因此,许多的图书馆里都备有这两部书。但由于卷次浩繁,借阅、查阅都非常不易。有了全文检索数字化《四部丛刊》09增补版后,这些困扰都将不成为问题了。那么这两部丛书究竟异性何在,下面我们就粗浅地予以解读。

    《四部丛刊》是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开始印售的。四部,指旧目录学中四部分类法的“经、史、子、集”四部。编印之始,有用文言写的《印行四部丛刊启》,谈了这部书的“七善”(七种好处)。大意如下:

     一是,印的都是“四部”中常见常用的。

     二是,保存古书原本,不加剪裁。

     三是,用善本作底本。

     四是,善本聚在一起。

     五是,用石印法影印,缩小开本,册虽小而字体却不算太小,既便于庋藏又保存中国古书字大悦目的优点。

     六是,版型纸色画一,便于插架。

    七是,价廉,分期出,分期交款,有预约。

    第七点讲的是出版发行的事,其余六点,其实可以括成两个方面。一是讲的是有关内容的问题;其余讲的都是用石印法缩小尺寸影印一大批善本古书的问题。可见,印《丛刊》的指导思想有二:印四部常见常用书,影印善本。

    影印古书这并非新发明。中国的古书原来都是用木版刻印的。所谓影印,原来指把原书(不管是写本还是刻本)用纸照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复刻在新的木版上。刻得好的,几可乱真。

    大规模用石印法影印古书,是从商务印书馆开始的。包括《丛刊》在内的商务影印古书,都是由张菊生(元济)先生主持的。张先生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出版家和版本目录学家。他有对古书善本的爱好,所以,在印《丛刊》时,虽然有两项方针,可常把着眼点放在影印善本上面。

      《四部丛刊》初编(以下简称《初编》)自1919年创议开编,1922年完成。其中包括影印的古书三百二十三部(《百衲本二十四史》原列入,后单行),计八千五百四十八卷(四种无卷数);分订三十二开本线装两千一百册。在我国影印古书史上,这样快的速度实属空前。也是我们当代出版者至今还瞠乎其后的。1926年,商务重印《初编》,至1929年完成。这次再版,进一步贯彻了重视善本的原则,抽换了二十一种版本,给许多书加了校勘记。还是三百二十三部,可是增加到八千五百七十三卷(四种无卷数),两千一百一十二册。现在讲的《初编》,一般以再版本为准。1936年又出了一种16开报纸印上下两叶的洋装大本,便于插架,又省地方,一般图书馆爱买来作开架阅览,供查阅用。

     《初编》所收书,大致都是学习古典文献的常见常用书,可是,着重版本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在当时多数善本还归私有的情况下,商务印书馆作了极大的努力,四出借照。《丛刊》影印的第一流善本相当多。例如经部的《孟子》赵岐注,用原藏清内府的宋刊大字本;史部的《资治通鉴》,用涵芬楼藏宋刊本;子部的《列子》张湛注,用的是南宋初年杭州刻宋元递修本,黄氏士礼居旧藏,《百宋一廛书目》著录,当时在铁琴铜剑楼,号称北宋刊本,虽然不确,却极为名贵;集部的如群碧楼所藏宋书棚本《李群玉诗集》、《碧云集》、《披沙集》,是群碧楼镇库之宝,群碧楼即由前两书取名。像这些第一流的版本,《丛刊》中屡见。有的现在看来不是最好的版本,但也属于当时能得到的第一流版本了。例如《白氏文集》,当时编者没有见到宋绍兴本,可不取明兰雪堂铜活字本和郭武定本,而毅然采用日本那波道圆木活字本,确有卓见。这个本子出于朝鲜木刻整版本,木刻整版本又出于朝鲜铜活字本,分四个单元,比较接近白集的原始面貌,和绍兴本的诗文分编大不相同,后来虽然影印了绍兴本,可《丛刊》这个本子还是不能轻视的,它更接近元、白二氏原编祖本。可惜未能影印朝鲜铜活字本,是个遗憾。当然,也有因片面追求稀见版本而产生问题的。例如,《花间集》现在能见到的两个宋本当时都在私人秘藏中,《丛刊》无法影印。此外最好的刻本要推明陆元大本;因为陆本传世较多,所以,《丛刊》舍陆本而用明万历玄览斋刊本。这个本子出于陆本而讹错多,又改动卷数,是不足取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常用书,当时旧书肆常见,所以《丛刊》不收,而收少见的《唐诗纪事》和《诗话总龟》。总之,从优缺点两方面看,都可看出《丛刊》重稀见善本的特色。

      这种特色在《丛刊》的《续编》和《三编》中得到更充分的发挥。《续编》刊行于1934年,八十一种,五百册。《三编》刊行于1935年,七十三种,五百册。在这两套书里,只重善本,至于是否常见常用书,有时也就顾不得了。不过,经《续编》《三编》这么一发挥,倒真影印了许多稀见善本。大部头的如《三编》中的《太平御览》一千卷,《初编》原说部头太大不印的,《三编》还是看在远从日本搞来的宋版胶片来之不易,一横心,印了。《续编》中的《大清一统志》五百六十卷,据进呈钞本影印;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手稿本影印。也是一时盛事。再如部头小的,如宋张师正《括异志》,一向只靠影宋明钞本传其一脉,要没有《续编》影印,这部书的十卷全本,现在就只能上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去找。

    民国之初,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竞争的老对手。他们在教科书方面的激烈斗争,是尽人皆知的出版史实。此外,往往商务有什么,中华就搞什么:商务有《东方杂志》,中华就出《大中华杂志》;有了商务函授学社,接着就有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商务出《辞源》,中华出《辞海》等等。商务出了《丛刊》,中华当然得出一部与其相抗衡的大型丛书,这就是《四部备要》。中华在善本藏书方面没有涵芬楼等凭借,《丛刊》珠玉在前,当时善本已被它网罗殆尽,因此,只能另辟溪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又仗着自己手中有一套从杭州丁氏那里买来的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1924年就开始分集地出《四部备要》了。《四部备要》(以下简称《备要》)自1924—1931年共出五集,收书三百三十六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线装分订二千五百册。1935年,又印行洋装十六开点句本。1936年再版并出缩印本,内容与初版相同。

    《备要》全部用精美的仿宋体铅字按旧线装书格式排印。在当时的活字铅印书中,是非常精美的。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带注为主。阅读古典文献的人,如果不讲究版本,《备要》就比《丛刊》得用。例如《备要》的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算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读经的基本资料就全了。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这是《丛刊》所忽略的。集部采用了许多清代名注,例如,《王右丞集》用赵殿成注,《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李太白文集》也用王琦注。这些虽是当时容易得到的书,可是《备要》收了,就比《丛刊》所收无注的《王右丞集》和杨、萧注的《李太白诗集》(《丛刊》用的郭云鹏本,还是个删节得很差的简本),还有前面提过的不带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多了。《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丛刊》多,且有系统。拿词集来说,《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形成有系统的一套,足以应付一般读词需要。

 

    是不是《备要》在实用方面都比《丛刊》强呢?也不一定。今天看来,《丛刊》是中国近现代一部最大的影印古典文献丛书。《备要》则是一部较全的排印常用古典文献书籍的丛书。它们各有特色,可以互为补充,但不能彼此取代。如果认为,有了《丛刊》就可以不用《备要》,或者反之,那都是片面的。前面已经说过,《丛刊》的实用性不如《备要》。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问题却需要从另一角度辩证地来看了。《丛刊》影印了许多古书,其中很值得印的起码占一半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再影印,能选择的最佳底本,恐怕也就是《丛刊》所选的某些本子了。所以,对搞古典文献的人说,《丛刊》将要显得越来越有用。《备要》不如《丛刊》的版本价值大;后来的洋装本虽然点了句,也是旧式句读。中华和商务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种种不利条件下,用较快的速度出版整套的在当时算是价廉物美的大丛书,津逮学人数十年,爰及今日,微波尚传。这种多快好省的办法,是今人颇为值得学习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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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它是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代表作,与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古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双璧。道光十二年(1832)由作者次子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清初进步思想家黄宗羲开创了浙东史学学派。浙东史学具备两个最鲜明的特点:即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注重史学的研究。黄氏死后,浙东史学的影响虽不及考据学派,但代有传人,脉系不绝。至乾嘉时代,章学诚成为这一派的主要代表。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不仅继承了浙东史学注重史学研究的优良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体系,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

        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同时还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四体”、“方志辨体”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建立了方志理论体系,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清代史学上的重要地位。

       《文史通义》还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其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78 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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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苕溪渔隐丛话》(以下简称《丛话》),南宋汉族诗话集。胡仔编撰,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共一百卷,五十余万字。前集六十卷成于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后集四十卷成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四库总目提要》称此书继阮阅《诗话总龟》(以后简称《总龟》)而作,“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所言大致不差。

       胡仔(生卒年不详),字元任,号苕溪渔隐,徽州绩溪(今属安徽)人。父胡舜陟著有《三山老人语录》,《苕溪渔隐丛话》多加称引。胡仔以父荫入仕,曾任常州晋陵知县。约在绍兴十五年(1145年),胡仔退隐吴兴苕溪;后复出,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官闽中漕幕,乾道初再次归隐苕溪。胡仔一生蹭蹬仕途,著书自娱,以终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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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集》是文学家秦观的诗文别集。现在所保存的宋本,最早、最完整的是南宋乾道年间高邮军所刻的《淮海集》四十卷、《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共四十九卷。此本有乾道九年癸巳(1173)林机所作《淮海居士文订后序》,称此书系王定国任高邮军的长官时,据当地原藏《淮海文集》“搜访遗逸,咀华涉源,一字不苟,校集成编。总七百二十篇,为四十九卷,板置郡库。”秦观的散文确实具有很高的成就,在北宋文坛上应该占有一席地位 。
       秦观(1049-1100)字太虚,又字少游,汉族,北宋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称“苏门四学士”,别号邗沟居士、淮海居士,世称淮海先生。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官至太学博士,国史馆编修。他三十岁时,与苏轼结交。苏轼对其诗文十分赞赏,并把他的诗介绍给王安石,王安石也十分喜爱。元丰八年进士及第,授蔡州教授。元祐三年(1088),以苏轼之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报谏”科,向皇帝进献策论三十篇。后为太学博士、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绍圣元年(1094),复行新法,贬斥旧党,秦观也被作为党人调任杭州通判。尚未抵任,又以“增损”《神宗实录》的罪名,贬监处州酒税。罢职,郴徙州,编管横州。又徙雷州。元符三年(1100),哲宗去世,徽宗继位,对旧党一度采取宽大态度。秦观于此年北返,至藤州病逝,享年五十二岁。但徽宗不久又严厉打击旧党,秦观文集亦于崇宁二年(1130)被禁。

       元丰八年所编的《淮海闲居集》,只有秦观自己的诗一百十二篇,文四十九篇;乾道年间重编时,若仅以此本为基础,恐不能突然增加至七百二十篇。所以,四十卷本的《淮海集》大概在乾道以前已经编成,王定国等人只是对它的加以校阅,并增加了《长短句》三卷、《后集》六卷而已。宋徽宋时所禁之秦观文集,可能就是这部四十卷本的《淮海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