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无标点，通篇文字，此为常识。所以，为了让今人阅读无障碍，整理古籍，首先是施以标点。常听说前辈学者训练学子，课以标点白文十三经。我在日本指导研究生读原典史料，最初也想运用这种方式，复印了《四部丛刊》本，让学生直接译成日本传统的汉文训读。结果一做下来，就发觉没有标点的原典，学生做起来极为困难，有时会因错误断句而错译。因此，我不得不在课堂上加上一道程序，由我加上标点，然后再让学生翻译。

       为什么古文没有标点？学生不解，向我发问。
       我告诉学生，其实古代人读书也需要标点，叫做句读（音：斗）。不过，这种句读一般不体现在印刷上，而是由读者标上。
      

       事实上，对于没有标点的文章，古人读起来同样有阅读障碍。最近整理《钱塘遗事》，在卷2《庆元侍讲》条就看到一条史料：

    宋庆元初，赵子直当国，召朱文公为侍讲。文公欣然而至，积诚感悟，且编次讲义以进。宁宗喜，令点句以来。

       经赵汝愚推荐，朱熹成为宋光宗的老师。朱夫子积极性很高，编了不少讲义进呈给光宗。光宗看了很高兴，就让朱熹把讲义加上标点再送来，以便阅读。

       光宗自幼在宫中接受严格的正规教育，阅读当代人写作的文字，应当不成问题。但他依然觉得没有标点阅读不便，所以才“令点句以来”。
       这件事尚保留有比较早期的记载，《两朝纲目备要》卷3光宗绍熙五年十月辛丑“是日命朱熹讲大学”之下载：

    上忽宣谕曰：“向日令卿写讲议册子，何久不进入？”奏曰：“未奉进止，未敢遽上。”上曰：“速进来。”初，熹既写成册子，欲点句读而未敢启。上忽曰：“可一就点成句来。”奏曰：“容遵禀进入。”

        这段原始史料很有意思，可圈可点。第一，反映了宁宗阅读文章，需要有标点；第二，反映了朱夫子并不迂腐，他遵照宁宗的指示，把讲义写好后，本想施以标点，但担心损伤宁宗的自尊心，让臣下觉得宁宗读不懂无标点的文章。由于有这样的顾虑，朱熹迟迟未将讲义进呈，直到宁宗催问，并明确讲，要他“点成句来”，朱熹才放心地将讲义加上句读进呈。

       宁宗依赖标点阅读不是特例。稍稍查阅了一下，我看到了宋高宗的例子。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56绍兴二年秋七月乙丑条载：

       时上欲讲《春秋》，遂以《左氏传》付安国点句。安国言：“今方思济艰难，岂宜耽玩文采？莫若潜心圣人之经。”上称善。安国因荐司勋员外郎朱震。

       胡安国虽然拒绝了高宗的命令，但也反映了高宗希望阅读有标点的《左传》，所以才让胡安国点句。比南宋高宗还有更早的例子。

        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上引述司马光《日记》云：“黄昏进首尾词，内批：依此修写，四鼓起读，点句攒点进入。”

      看来皇帝读以四六文骈句为主的制诏，也要事先给加上标点。

宋代以后的皇帝在阅读文件时，也需要标点。明人俞汝楫编《礼部志稿》卷22载：

   凡表笺，洪武间令止作散文，不许循习四六旧体，务要言词典雅，不犯应合回避凶恶字样，仍用朱笔圈点句。

       朱元璋或许是个特例，他文化程度不高，并且对文人有几分本能的敌视，此外还有蒙古人白话诏敕的影响，他不喜欢文绉绉华而无实的四六文，要求官僚把表笺写成散文。在传世的明初诏敕中，就有不少是白话文体。即使是散文，朱元璋也难以完全顺畅地阅读，因此，他要求用红笔标点之后再行呈上。

      点句，不仅是皇帝为了扫除阅读障碍而行使的特权。古代普通的士人在读书时也要标点。
      点读古文，对于研习文史古典的学者来说，应当是基本功。圈圈点点，看似容易却艰辛。专业为这一领域的学子，皆应接受点读古书的训练。不能做过去的皇帝，指望别人的点读。缺乏这样的基本功，其他的各种训练都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的功夫。

       标点古书，往往使名人出丑。记得鲁迅这样说过。点读古书，实际上就是文言阅读的训练。这样的功夫欠缺，即使是阅读或使用带有新式标点的整理本，也可能出问题。新整理本的标点如果有误，也不会有辨别能力，而被误导。

        新整理的古籍标点本，为读者阅读与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新标点本也不尽完美，标点错误往往而在，但毕竟有胜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