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人赵升编纂的一部笔记。据考此书大约成书于南宋端平三年。 它与普通的文人笔记不同之处，是所记具有的辞书特征。历来的书目著录，或是将其归入史部政书类、故事类，或是将其归入子部杂考类。分门别类地对宋朝的各种典章制度以及习俗用语的由来与变迁做了扼要的介绍。其所记述的制度、习俗与用语，有不少就连当时的人都不甚清楚，很少言及。

《四库提要》在介绍和评价《朝野类要》时指出：
宋至今五六百年，其一时吏牍之文与缙绅沿习之语，多与今殊。如朝仪有把见，科举有混试之类。骤读其文，殆不可晓。是书逐条解释，开卷釐然，诚为有功于考证。较之小说家流资嘲戏、识神怪者，固迥殊矣。

        《朝野类要》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由编者赵升刊行后，几乎就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不仅《宋史·艺文志》没有著录，大量的现存宋代类书和笔记也不见引用的痕迹，宋以后的元代也没有记录。到了明代才见到著录、引用、刊刻，而且也为数不多。到了清代编修四库全书，刊行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朝野类要》才像新出土的文物一样，广为人知，并得以广泛传播。

      《朝野类要》的这种遭遇，与编纂者赵升的出身和生平有着极大的关系。流传至今日的笔记小说，多为官僚士大夫所作。而《朝野类要》则是一部少见的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的作品。在士大夫成为支配阶层的宋代，一生没有进入仕途的赵升，人微书轻。在刊刻过后，岁月很快就将《朝野类要》一书，连同赵升的生平事迹一并湮没了。

       《朝野类要》对于制度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不可不读的史料。尽管《朝野类要》不像许多有名的笔记小说那样生动有趣，大多是近于枯燥的词条解释，但近代以来，已为学者们所重视。从辞书编纂看，3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国法制大辞典》就收录了许多《朝野类要》的条目。80年代出版的迄今为止最大的汉语辞书《汉语大词典》也是最大限度地引述了《朝野类要》的条目。而《中国历史大辞典》的《宋史卷》中有关制度史的词条，几乎就是《朝野类要》的现代语译。这些都显示出《朝野类要》在研究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和古代文化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